社會信用制度已經被中央確立為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如何順應全球綠色發展時代的要求，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從2019年“兩山理論”發源地之一的浙江麗水開始生態信用體系創新實踐，本人有幸主持了相關項目,2023年國內第一個生態信用學術組織——北京信用學會生態信用專委會成立，到今年四部委《關于發揮綠色金融作用 服務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的印發，“生態信用”首次進入國家政策的工具箱。

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經過20多年的縱深推進形成的強大正外部性，使其成為“公地悲劇”等生態環境負外部性內化的對沖機制成為可能。而生態環境的不可分割性、生態產品的公共產品屬性和碳市場產品的虛擬性，則是生態信用制度源起的內在需求和必然邏輯。

生態信用體系特殊之處在于：一是基于制度性需求。不同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產品由生產定義，生態文明時代的產品由需求定義，如綠水青山；二是源于系統性增信。由生態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機構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例如，碳信用、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國家自主貢獻（NDC）等就是國家信用背書的特殊資產。也不同于當下作為約束機制的“環保信用”制度。生態信用將信用應用場景從公域規制拓展到價值創造層面：生態價值實現、生態資本生成和綠色溢價降低，尤其是成為金融資本向生態資本轉化的新支點，從而實現生態環境領域“信用有價”。

簡而言之，生態信用體系是由生態環保領域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市場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的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等系列生態信用機制。

生態信用體系作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融合創新的成果，首次將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人與人”信任關系，拓展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階段。在實現雙碳目標的政策、市場、科技、金融等路徑之外，能否蹚出第五條社會治理的路徑？在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新時代，能否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推動全球綠色轉型發展的公共產品和中國貢獻？

生態信用，值得探索。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中心研究員、北京信用學會副秘書長兼生態信用專委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