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光盤打卡可碳減144克，獲5積分；掃碼乘坐公交，可碳減80克，獲10積分……”通過碳普惠機制，如今公眾的綠色行為可以量化，還能轉化為具體的積分或獎勵，積分可用于兌換綠色消費券等產品，激勵公眾參與低碳行為。

而碳普惠機制的落地，離不開低碳減排場景標準和落地平臺的建立。為推動消費端減碳，近日中華環保聯合會碳普惠專業委員會和綠普惠碳中和促進中心、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中心、綠普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聯合眾多機構發布了《公民綠色低碳行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化指南 行：充電樁》與《公民綠色低碳行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化指南 住：智能垃圾分類》兩項新團體標準，新標準已于12月起施行。

至此，《公民綠色低碳行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化導則》《公民綠色低碳行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化指南》涵蓋住、行、辦公等類型13個場景的系列標準。

拓展低碳場景，確保評估科學、公正

居民生活和消費領域的碳排放不容小覷。據中國科學院報告顯示，居民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占社會碳排放總量的53%。 個人消費端碳減排不僅能節約社會資源，還會倒逼生產方式綠色轉型。

中華環保聯合會碳普惠專業委員會執行主任陶嵐告訴記者，“聚焦居民生活、消費場景不斷出臺團體標準，旨在精準測算和評估公民綠色行為的碳減排量，持續為消費領域的公眾碳減排量提供衡量‘標尺’，激勵公眾踐行綠色行為。”

標準的出臺也是緊跟城市化發展，與時俱進的。陶嵐介紹，比如剛出臺的充電樁指南，關注到“雙碳”目標下，我國新能源車行業迎來蓬勃發展，充電樁作為其重要基礎設施，作用日益凸顯。如何科學、合理地評價充電樁充電行為產生的碳減排效果，成為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便針對這一低碳減排場景進行量化評估，供公民個人及充電樁運營單位適用。

出臺的智能垃圾分類指南，則關注到城市化進程加快背景下，生活垃圾處理成為城市管理的一項重要任務，而智能垃圾分類在節約資源，減少碳排放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科學合理評價智能垃圾分類產生的降碳效果將對其利用碳市場推動行業積極穩健發展、實現公眾綠色低碳生活、推進全社會資源循環利用起到重要的技術支撐作用。

“新出臺的標準填補了碳普惠行業在公眾新能源車充電和智能垃圾分類場景個人碳減排量核算的空白。同時，標準還有一系列‘亮點’來保障評估方法的科學性和公正性。”陶嵐介紹，比如減排的量化評估是標準的重中之重。充電樁指南詳細規定了基準線情景排放量計算、由充電樁提供電能的乘用車出行行為排放量計算。通過對比基準線情景下燃油汽車產生的排放量和充電樁充電行為產生的排放量，可精確計算出由充電樁提供電能的乘用車出行行為的溫室氣體減排量。

同時，在標準制定過程中還充分考慮新能源汽車技術進步和電力來源多樣性等因素，并參考已發布的國標和該專業領域內重點關注行業的標準，使其更客觀地反映公民綠色行為的碳減排量化效果。

而垃圾分類指南在符合國家標準基礎上，針對社區居民通過支付寶、微信等平臺掃碼注冊、精準分類和稱重等先進垃圾分類場景，制定出可量化到居民個人的垃圾分類減排量。同時，還考慮到不同類型的垃圾碳排放特點，對于可回收物、濕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別給出了基準線情景和智能垃圾分類情景下的碳排放量計算方法，通過對比準確計算出智能垃圾分類行為帶來的溫室氣體減排量。

創新多元化機制，精準量化、激勵與記錄每一次綠色選擇

“步行、騎行、公共交通出行、不停車繳費、混合動力汽車出行等低碳出行場景；使用綠色節能產品、節約用水用電等低碳居住場景；無紙化辦公、在線會議等低碳辦公場景……”

除上述兩項新場景標準外，中華環保聯合會從2022年起陸續發布了《公民綠色低碳行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化導則》《公民綠色低碳行為溫室氣體減排量化指南》涵蓋住、行、辦公等類型13個場景的系列標準。

“這些標準的出臺是碳普惠領域研究的重要成果，也為綠色生活方式形成提供衡量機制，將有效推動碳普惠機制在更多地方落地發展。”陶嵐表示。

碳普惠機制的落地也離不開技術平臺的支持。陶嵐告訴記者，中華環保聯合會與綠普惠合作推出了第三方綠色生活減碳計量底層平臺“綠普惠云-碳減排數字賬本”（ 簡稱“綠普惠云”），它的運行模式像一個漏斗：最上層包括公眾衣、食、住、行、用、游等各種日常低碳場景，比如乘坐地鐵、駕駛新能源車、購買節能家電等，公民的這些減排行為會被第二層的數字化企業給記錄下來，同時授權記錄到“綠普惠云”，依托出臺的地方方法學，地方標準或者團體標準，將這些跨場景、跨平臺的公眾綠色行為進行科學量化、記錄和匯總。

“‘綠普惠云’通過標準計算出的公眾日常低碳行為減排量，會反饋給平臺企業和地方政府，使他們實時準確的了解自身客戶和當地公眾踐行綠色低碳行為的數量和減排效果，在企業的ESG影響力和地方政府展示‘雙碳’領域貢獻層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陶嵐告訴記者，在這個過程中，公眾形成了全面的個人數字碳賬本，眾多企業也參與進來對個人的減排成果給予激勵，形成了正向循環。

比如，“綠芽積分”項目是綠普惠為四川省瀘州市政府建設的碳普惠平臺，也是綠普惠開展的第一個項目。項目納入了瀘州銀行、瀘州公交地鐵等企業，當地市民可以通過綠色出行、光盤行動、綠色消費等方式獲得積分兌換實物商品和禮券等減排激勵。截至2024年6月，“綠芽積分”總注冊使用人數超37萬，日活躍用戶超4萬人，產生積分超5600萬，累計減碳量超過320噸。整個過程實現了強感知，弱打擾，增強了公眾參與積極性。

瀘州市碳普惠平臺—“綠芽積分”。

“不同于以往的項目級碳信用機制，碳普惠機制更側重于通過鼓勵和激勵手段，讓全球數十億人的微小低碳行為匯聚成巨大的減排力量，實現‘積少成多’的減排效果。”陶嵐告訴記者，但不同于生產端，消費端減排呈現“小規模、分散、多樣、重疊”的特點，加上不同平臺間可能出現的減排量重復計算問題，給精準量化低碳行為和規范激勵機制帶來難度。 

為解決這些問題，陶嵐認為，接下來還應創新多元化的碳普惠機制。如應加強頂層設計，引導和激勵公眾積極踐行低碳行為；通過底層平臺鏈接碳普惠場景方和激勵方，有效對接需求；政企形成合力，共同推動全民綠色低碳行動；另外，還要加快開發碳普惠標準和減排場景，完善豐富碳普惠激勵與消納體系，讓公眾的每一次低碳行為，都被記錄和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核算時要注意公眾的同一行為在不同平臺產生減排量被重復計算的問題，實現濾重，精準核算出不重疊、準確的減排量，實現碳普惠機制的可持續運營。”陶嵐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