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幾個小區走訪調研時，北規院弘都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的趙琳發覺，像氣候變化這樣的宏大概念，到居民生活中其實是非常具體甚至瑣碎的“小事”。

“夏天熱得不能出門”“樹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車”“冬天出小區門會被冰滑倒”“暴雨后滲水漏水”……她發現，正是這些細節構建起了社區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小顆粒，同時也切身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但當災害真正來臨時，日常的小事又可能演變為一個個風險點——高溫天、樹木倒伏、暴雨后內澇的小區、被水淹沒的車庫和滲水的室內，以及平時不起眼的電線桿和充電插頭，此時也可能變得致命。

視角轉到更大尺度，面臨風險的社區在國內是普遍存在的，基礎條件也千差萬別。我們發現，無論身在何處，社區和社區中的居民都已無可避免被卷入這一場氣候變局中了。

近日，澎湃新聞采訪多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探討面對極端天氣時，個體觀念該如何轉變，與之緊密相聯的社區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城市中的不同角色如何實現協同溝通、精細化地治理城市。

一、當城市面臨挑戰

我們的城市正面臨新的挑戰。

繼2023年成為有記錄以來的最熱年份后，世界氣象組織6月發布報告稱，未來5年，至少有一年超過2023年熱度的可能性高達86%。據IPCC報告預測，全球平均氣溫將持續上升，熱浪和強降水等極端天氣的發生頻率也將持續上升——湖南洞庭湖干旱與洪澇的兩極境遇、廣東梅州高速深夜塌方、四川雅安泥石流、陜西省商洛突發暴雨山洪致橋梁垮塌、湖南資興暴雨泥石流......

“以前五十年一遇、二十年一遇的災害，現在可能提高到十年一遇、五年一遇，發生的頻率更加頻繁，這種增加的趨勢還是加速的。”“卓明信援”創始人郝南盤點今年同類型的災害說，盡管暫時沒有2021、2023年那種特大災害，但今年氣象災害的密度和強度還是很不同尋常，從今年4月起，廣東等地就已經開始受到洪澇災害的影響，從6月起，全國范圍內幾乎每天有兩個以上的地區正在經歷災情。

在越來越難以預料的天氣面前，擁有龐大存量住房和人口基數的城市顯得有些“笨拙”，其脆弱性日益引發關注。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安全與防災規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南京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翟國方在“2024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之專題會議”上，提到了國內城市應對災害的嚴峻形勢。

“中國有75%的超大城市、80%的特大城市位于7度以上地震高風險區；有很高的洪澇危險性，我國現有城市657座，均不同程度受到過江河洪水、臺風暴雨、山洪泥石流以及局地暴雨等洪澇災害的威脅等。”

翟國方提到，此外，城市還存在災害暴露度大，人口、經濟暴露度大的特征。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同時城市也是區域政治中心、教育科技中心，一旦發生災害其影響非常巨大。另一方面，當前城市防災減災救災能力較低，包括城市防災能力比較低、應急疏散救援空間比較少、城市韌性區域差異比較大、城市災害應對橫向聯動機制比較弱和居民風險意識比較弱。

翟國方從事韌性城市相關研究已有二十余年，見證了國內政策的變更。不過，在政策往下落時，效果不一定理想。

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2013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相關部門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1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相關部門發布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 (2014-2020 年)》；2020年，生態環境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7部門聯合印發《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

在城市層面，德陽、北京等城市先后編制韌性城市專項規劃。但在社區層面，目前國內缺乏以應對氣候變化為導向的能力建設行動指引。

翟國方注意到，2019年后，相關政策中有關防災減災、安全韌性等方面的內容明顯增多，關注點也不再單一強調房屋建筑安全，而是轉變為對包含建筑安全、基礎設施建設、防災應急管理在內多領域、多層面的關注。然而，在城市體檢相關的制度策略、應急預案制定等方面的關注略顯不足。

“更新過程中存在的很多問題盡管已有應對措施或標準，但未實施到位，或者有了措施和標準，但這些已落后于新形勢的要求。”翟國方說，比如超高層火災和電瓶車引發的火災便是技術發展帶來的新災害形式；在工程建設上，類似情形有城市下水道管網建設，現在要求排水標準是“五至十年一遇”，但實際上很難在每個區域實現，再比如城市抗震防災設防的新標準、城中村改造，也很難統一要求。

另一方面，現有的防災標準不可能一味升級，當災害超越設防標準以后，同樣需要做好預案。“我們每個部門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都很強，但部門和部門之間的協同整合能力相對有限，在災害到來時這種配合上的參差會帶來更多損失。”他說，同時，很多關于防災減災的規劃和培訓在一線城市落實較好，但更多地方還沒意識到應對氣候災害的重要性。

“無論是氣候還是其他宏觀政策，往下落到具體社區以及人們的生活中時往往會變成特別紛繁復雜的家長里短，涉及到一個個具體的人的生活。”來自能源基金會的姜冰說，從規劃的角度來說，落實政策基本單位是街道，一個街道可能有幾個小區，或者一個街道只有一個比較大的小區，每個街道的情況都不太一樣，具體一個政策落到街道時會細碎到何種程度，甚至有沒有落到街道，都需要畫個問號。

二、缺位的氣候視角

自2007年《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提出堅持減緩與適應并重原則以來，我國在相關領域開展了大量工作——氣候?減緩?旨在減少或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適應的目標則是確保人類社會和自然生態系統能夠適應已發生和預期的氣候變化。這兩個對策相輔相成，同時也與城市更新息息相關。

但無論是在抗災備災還是城市更新實踐中，相關視角仍存在缺位。

在北京房山洪災現場，郝南和隊友們見證了爆發式山洪留下的痕跡——十米來寬的河谷，平時只有涓涓細流，災后河床下切了5米多；在之前響應過的各種山洪災害中，也領教過爆發式山洪的威力：“幸存者描述，深夜里浪頭涌過來有6米多高。”他回憶，山洪一過，不管是磚瓦房還是水泥房子，三層樓就只留下地面的瓷磚。這是一種超出認知和經驗、甚至有些“超現實”的場景。

然而，正是這些會帶來創傷的“負面”信息，往往被人們潛意識地排斥，只有一些偶爾形成熱點的災害中的個別事件能被媒體和公眾看見，在認知和實踐層面，未有經歷的社區和居民應對極端氣候的經驗都是缺失的。

在城市更新工程中，居民也常常成為消極被動的角色。

北規院弘都院中心高級工程師、城市規劃專業碩士王虹光提到，這不僅是因為國內很多社區建筑基礎薄弱，也是因為目前大家對于氣候變化的認知不充分，在老舊小區改造的過程中往往照顧不到居民關心的細節，比如陽臺漏雨、地下室積水等。往往只有在問題發生后，才會想辦法補救。

在國內，很多社區尤其老舊小區在建設時相關標準還未完善，樓體結構相對脆弱，經歷時間的打磨，墻體和管道逐漸老化，雨季可能面臨漏水等問題，等到高溫天氣用電高峰時，這類小區又面臨著電力不足的問題。

另一方面，老舊小區多無專業運營管理團隊，公共空間和運行模式不夠完善，這時如做一些結構加固、外立面整修等更新改造工程、需要共識甚至共同出錢的，便容易陷入僵局。

“過往，可能只需要考慮城市更新，但氣候變化的影響如此巨大，城市更新不得不以應對氣候變化為新切入點考慮。”能源基金會策略傳播項目主管姜冰提到，因此，城市更新的內容發生了變化并有了面向雙碳的新目標。

在能源基金會的支持下，北規院弘都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在北京三個社區開展了氣候適應的相關試點項目。

今年，在能源基金會的支持下，北規院弘都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在北京三個社區開展了試點項目，分別是以老年人居多的平房為主的傳統街坊式社區a，包含新舊住宅和老年人年輕人的混合式社區b，基礎設施較完備，居住群體較年輕的現代商品房社區c。

“如何從‘氣候變化’的角度看待社區建設，怎么將應對氣候變化加入到城市更新過程中，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也是項目的初衷。”姜冰說，大家對于氣候變化的認知和接受程度不算太高，但它可能是在更高層次、能切實改變居民生活的一個理念。“我們希望將城市更新和氣候友好城市相結合，找到二者協同發展的路徑。”

三、找到風險點

正因氣候視角的缺位，以提升居民應對氣候變化的自主性為目的的科普和啟蒙愈發重要，同時，作為減災行動基本單元和韌性提升關鍵力量的社區，自身能動性也有待激發。

“社區一定要站在居民的角度，讓他們了解到氣候和自身的相關性。”翟國方說，人對風險的認知總有僥幸心理，這也是需要提升公眾認知的部分，這不是一個純自上而下的問題，而是上層政策和居民共同發力，需要雙方對風險的認識達成一致。

在北京的前述三個社區試點實踐中，幫助居民“找到風險點”也是重要一環。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劉佳燕長期從事城鄉規劃與社會學交叉學科研究與實踐，她帶領團隊參與了前述試點社區的工作。

劉佳燕說，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或風雹，往往能放大那些日常中易被忽視的安全隱患，比如年邁而脆弱的老樹、搖搖欲墜的井蓋，或是受損、老化的室外電器設施等，將其瞬間轉化為歸家途中的致命威脅。“我們需要提醒居民尤其是脆弱群體認知到這些風險點，同時要了解作為一個個行動主體來說，他們又是如何認知氣候問題和風險的。”

她認為，需從社區和群體這些更精細的顆粒度出發，關注不同地區、人群面對極端天氣事件的預防、應對和恢復能力，特別要關注其中的脆弱地區和群體——他們聚集在哪些地方，在社區的居住狀況和社區的配套設施是怎樣的，可能面臨哪些風險。“比如大量老舊小區里的老人孩子、高溫天氣下的外賣小哥，都屬于我們所說的脆弱群體，需要在城市整體環境提升和資源配置中予以重點關注，背后的理念就是‘氣候公正’。”

“我們想要根據不同社區的類型，去研究不同社區類型面對極端天氣時不同人群的韌性訴求是什么。另一方面，從社區層面考慮氣候應對建設指引，也是對現有上位政策的一種回應和補充。”北規院弘都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品牌策劃與社區培育中心組的趙琳介紹，2023年起，他們便開展社區氣候應對變化能力研究，研究在北京選取了三個典型社區進行調研走訪。

趙琳所在的研究團隊發現，現有社區氣候應對層面，在治理機制、建筑基礎設施、居民自主提升應對能力幾個方面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調研走訪中，社區居民的訴求更加具體。

趙琳說，在試點的三個社區中，居民普遍感受深刻的問題有“夏天熱得不能出門”“相對于前幾年更熱”，也能明確的說出“全球變暖”這樣的名詞。有居民提到，樹木倒伏砸到了自家的車，冬天出小區門會被冰滑倒，以及墻皮脫落和小區公共空間裸露的地皮風沙太大等問題。類似樹木倒伏這樣的現象，居民會直接反映給社區，社區也會派專人處理。

在硬性設施上，居民們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建筑、道路等基礎設施上。趙琳介紹，調研社區中，存在建筑老舊、管網外露等情況，在極端天氣發生后，部分居民反映，會出現建筑滲水漏水、設施漏電等現象。

“我們在對應的社區舉辦了三次工作坊活動，來的很多都是老年人。”趙琳記得，在中心城區b的活動上，他們遇到了一個八九十歲的奶奶，表述能力強、邏輯清楚，具備氣候應對知識，也愿意向大家傳達正向的觀念，讓工作人員們印象深刻。“我們覺得這種有倡議意識的老人，可以作為很好的志愿者和活動引領者。”趙琳說，這類個體自身具備一定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大家也愿意聽她的建議，她能把相似共識的人聚在一起做事，是發揮居民自主能動性的一種措施。

四、探索中的更新思路

類似的實踐也在上海展開。

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可持續生態設計中心主任車生泉教授告訴澎湃新聞，今年他們參與上海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組織的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聯創實驗室項目，在南京西路街道和江蘇路街道的兩個社區做了關于氣候適應性的調研，內容包括居民對高溫熱浪的認知、社區的綠化情況、環境調查和氣候風險模擬等，試圖探討社區怎么適應高溫熱浪，讓人能更舒適的生活。

調研團隊發現，不同社區的情況有差異，但共同的風險是高溫熱浪天氣對健康尤其是脆弱人群帶來的威脅。

“有些社區比較老舊，以老年群體為主，社區在前期規劃時也未考慮納入氣候適應性相關內容，所以我們也在尋找解決方案，看能不能在社區做一些公共空間，類似庇護所一樣的納涼的場所等等。”車生泉說，其次老年群體更容易在夏季的高溫熱浪下突發疾病，他們希望在氣候風險預警這塊能做更多工作；最后，在未來城市更新中，他們也計劃對社區環境做一些適應性技術的設計，包括提高綠化遮蔭和通風等。

在氣候變化減緩、適應性和城市更新的交叉領域，相關探索一直在進行。在我國，海綿城市早在2014年便被提出，并在國內多個城市實施。

“雨水花園、生態植草溝、透水鋪裝和生態停車場等，都屬于海綿城市的技術模塊。”車生泉舉例，像雨水花園本身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措施。氣候變化的風險之一便是雨洪的不確定性增加，帶來暴雨洪澇災害風險，雨水花園一方面可以將初期降雨收集、吸納在當地生態系統中，減少地表徑流，這也降低了城市開發對自然生態過程的影響，實現低影響開發。

此外，地表徑流中的污染物也可以通過雨水花園的吸納，降低對河流污染的機會。不過他強調，大的暴雨洪澇災害無法依賴雨水花園，還是要通過防洪排澇設施對抗災害。

趙琳提到，目前，在北京開展的試點項目主要聚焦于社區的治理體系和應急備案系統、基礎的建筑設施、居民的自我應對能力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一個社區的韌性。未來，他們希望在傳播層面，以上三個點能形成一套可復制推廣的經驗和模式，通過媒體傳播。在宏觀層面，能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社區、社會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達成三方協作的局面，在基層治理層面進一步暢通社區治理渠道。

下一步，他們計劃在社區展開更具體的工作，比如向社區發放簡易版本的手冊，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告訴社區每一項的不足如何解決、未來有哪些可以被提升的空間；發放社區風險點地圖，讓居民尤其是脆弱人群知曉極端天氣來之時，他們如何規避風險等。

規弘都院中心高級工程師王虹光同樣設想，在當前社區試點工作的基礎上，未來他們也會嘗試做一系列傳播科普工作，例如社區氣候藝術節活動等。

在對更新措施的探索中，社區中的街道責任規劃師（以下簡稱責師）、規劃師成為了專業且具備橋梁作用的角色。

“責師相當于一個探路的角色。”王虹光說，在政策落實到基層的空白地帶，他們可以做出前瞻性的實踐，同時又可以將實踐反饋到政策。

王虹光介紹，責師需要有一定專業技能，一方面可以摸清社區的基本情況，協同居民的需求，幫助外來技術團隊共同推進實踐和試點；另一方面，責師可以將實踐獲得的經驗反饋到上級部門、反映到政策中。“比如我們提到的老舊小區改造中缺乏氣候變化相應的內容，責師也可以將相關的經驗反饋，未來或許就能完善相關領域的政策。”她說。

她介紹，在北京，責師基本是全覆蓋的，有些責師會負責多個區域，有些責師長期駐扎在一個地方，或是某個單位派出的一位專家，他們可以通過搭建平臺的方式，引入更多的力量。“現在北京還在推動‘多師協同’，未來可能會出現建筑師、經濟師和景觀師等不同角色協同工作，目的都是為了解決基層的問題，推動項目的更新落地。”

五、社區中的主動性、彈性和冗余量

“社區絕非被動接受規劃和改造的客體，而是充滿主動意識和行動能力的主體。”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劉佳燕說，研究者、規劃師應秉持扎根社區的理念，通過深入調研、積極互動和協同行動，真誠傾聽其聲音與需求，精準把握每個社區的獨特稟賦、資源底蘊和發展能力，從而量身定制出既符合地方特色又切實有效的應對策略。

“比如我們經常聽到氣象災害中的紅、橙、黃、藍四色預警信號，但很少有人能清楚講出它們的具體含義和區別，以及該采取哪些對應的個體行動。這凸顯了專業氣象預報傳遞和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過程中，亟待建構清晰、有效的知識傳播和認知橋梁。”

劉佳燕說，這種差異性深刻揭示了專業術語和日常生活語言之間的鴻溝——如何讓民眾真正理解這些專業名詞折射到生活中，會對自己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境下采取適宜的應對舉措。“所以，構建從專業知識到日常行動的高效傳導機制，亟需一套通俗易懂、貼近生活的科普語言體系。

車生泉同樣強調了居民參與的重要性。

“技術是理性和機械的，它為當地的居民所接受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化、一體化的過程。”車生泉說，在氣候適應性方面，除了項目本身，落點還應該在人身上。“通過提升與居民日常工作生活和健康相關的氣候適應性和環境舒適性，他們能直接感受的是這個社區的具體改變。”

另一方面，未來的氣候變化，不確定性增強是一個顯著特征。劉佳燕說，為應對這種不確定性，社區規劃和更新需要融入更多彈性元素，此外，并非所有建筑和設施都要按照幾百年一遇的標準來建造，這背后是高昂成本和資源有限性的雙重挑戰。

劉佳燕提到，我們需要轉向更智慧和可持續的應對策略。一方面，汲取中國傳統營城理念中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智慧，強調預防為先，增強城市與環境的適應性；另一方面，積極推廣“平急兩用”的規劃建設理念，確保社區基礎設施在平時服務居民生活，緊急時刻能迅速轉化為有效的防災避險資源。例如，日常供居民休閑的小綠地、小廣場，在災害發生時可以靈活轉變為臨時的避難空間，這需要跨部門、多專業力量從規劃、建設到后期運維管理的緊密協作和統籌考量。

除了“主動”和“彈性”，城市的“冗余量”也是時常被提起的概念。

王虹光解釋，“冗余量”概念可以被應用在韌性城市中，比如防災標準以下，我們的城市建筑足夠牢固可以防得住災害，但如果災害超出了這個標準，城市也不會崩塌。它仍然能留出一定的彈性和余量，在災害稍微超過一點的時候，城市仍然能夠正常運轉，提供一些基本功能。

更大的城市尺度上，社區同樣可以多做一點，比如打造降溫遮陰和急救設施，布置臨近的水源，為社區內的老人兒童玩耍時中暑時提供簡易的應急救助，而對于戶外工作者比如保安、保潔、快遞、外賣員以及農民等脆弱人群，也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喝水庇蔭的地方，降低他們應對極端天氣的風險。

“城市面臨高溫時，有些人群會選擇去商場、地鐵站乘涼，本來這些場所的功能可能不是這樣的。但它具備這個功能之后，市民也能真正享受到好處。”王虹光說，如果城市的公共空間能形成有機網絡，尤其是一些社區的冗余空間被利用起來，整個氣候應對能力也會相應提升。

當然，除了一時的創意，社區乃至整個社會需要有一個動力能讓這些機制持續發揮作用，當共識漸漸形成，很多互助可以自然而然、不在機制催促的情況下發生。“如果社會形成了這種共識，人和人之間的鏈接可以互為安全保障，平常可能用不上，但突發情況來臨時，這種社區韌性治理會發揮極大作用。”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