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于11月1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氣候融資，特別是發達國家如何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應對資金，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和此次會議核心議題之一。

　　當前，全球氣候融資缺口巨大，阻礙氣候適應的規劃和實施。據相關機構估計，除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到2030年將每年需要近2.4萬億美元才能實現氣候目標，而目前的投資額僅為其1/4。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強調，2030年氣候適應資金缺口或將達到3590億美元。從全球范圍看，氣候融資主要來源于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其中，政府公共資金是最核心的來源，以發達國家為主。當前全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態勢仍在延續，發達國家的國際援助越發受到國內預算約束，援助承諾不斷違約。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雖然重視氣候投融資，但受到投資風險、回報周期和收益率制約，難以滿足長期持續的融資需求。更值得關注的是，氣候資金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分配情況明顯不均衡，大部分資金流向了少數中等收入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國家和非洲等地區獲得的資金嚴重不足。氣候資金在使用過程中也存在諸如項目審批流程煩瑣、資金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監督等問題，甚至不乏資金浪費和挪用現象。2024年9月，歐盟審計院對歐盟一項最重要的援助計劃——歐盟重建基金進行嚴厲批評，因為缺乏控制和效率不高，分配給氣候保護措施的資金被嚴重浪費。例如其中一個被稱“與氣候相關的貢獻”為40%的供水改善項目實際的“氣候貢獻為零”。

　　發達國家理應為氣候融資困境承擔主要責任。首先，在導致氣候變化問題上負有更大責任的國家，應在解決氣候問題上承擔更大的責任。討論責任，不能簡單比較排放總量和人均排放量，而是要比較歷史累計排放量和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早在1997年，巴西政府就提出累計排放概念，強調全球氣候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間溫室氣體的排放所造成。根據英國碳簡報（Carbon Brief）的研究，1850年至2021年間，全球累計碳排放前10名中，西方5個發達國家加上俄羅斯的碳排放占比高達39%，其中美國作為最大的累計排放國排放量占到全球總量的20.3%。但是，這些國家的全球人口比重只有10%。相比之下，中國、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累計碳排放量占比只有23%，但人口比重卻高達42%。在歷史人均累計碳排放量前10名中，加拿大和美國高居前兩名，且只有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三個發展中國家。《公約》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即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要為碳減排努力，但是發達國家由于歷史原因排放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其次，發達國家的承諾違約使氣候融資困境進一步加劇。2009年，發達國家同意每年為發展中國家籌集1000億美元，以幫助其適應氣候變化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直到13年后的2022年，發達國家才首次實現了這一目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總計1159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歷史欠賬越積越多，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的推進。再次，發達國家提供氣候資金的主要形式為貸款而非無償援助，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沉重債務負擔。聯合國數據顯示，從2019至2020年，超過60%的氣候融資（約合3840億美元）屬于貸款，只有470億美元是低成本或優惠利率資金，無成本贈款僅為360億美元，而最不發達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的借款利率卻高達8%，遠超發達國家的一般利率。最后，發達國家貸款往往附帶不合理的政治或經濟附加條件，如要求經濟結構調整、開放市場、接受西方標準等，不但侵犯發展中國家主權，而且破壞氣候融資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原則，客觀上阻礙其可持續發展。有限的資金往往無法按照實際需求合理流向最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最急需支持的領域，如適應氣候變化項目、貧困地區清潔能源推廣等，反而成為個別國家以資金為籌碼干涉他國內政或推動特定產業利益的工具。

　　氣候融資困境已經對全球產生嚴重負面影響。對于許多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而言，適應氣候變化尤其重要，建造抗風暴房屋、種植耐旱作物、安裝可靠的供水系統以及投資社會保障機制是許多適應措施中的基本要素。目前，全球有約一半人口居住在氣候“危險地區”，死于氣候災害的可能性比其他地區高出15倍。因為發展中國家融資成本遠高于發達國家，所以在接受氣候貸款后又會立刻面臨債務償還壓力，極易引發財政危機、社會不穩定等連鎖反應。2022年，斯里蘭卡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因為發展所謂“有機農業”“生態農業”而導致整個國家破產的案例。此外，發達國家甚至以氣候變化為由設置貿易壁壘。2023年，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完成立法并實施，在兩年多過渡期后將于2026年1月1日起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這一方面會壓縮發展中國家能源密集型和高排放產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將進一步加劇國際貿易格局失衡和全球產業鏈重塑，客觀上阻礙全球經濟復蘇。最后，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技術轉讓、投資合作等方面，往往利用自身優勢獲取超額利潤，使發展中國家無法獲得公正的發展利益。人類在所有經濟領域都擁有實現凈零排放的技術，而阻礙前進的，只能是糟糕的政策和全球合作的缺乏。可喜的是，中國經過多年努力已經在風能、太陽能、水能、核能等清潔能源領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奠定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需要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破解和應對氣候融資挑戰。一是從國際層面構建有效監督與協作機制，促進國際合作填補資金缺口。一方面，倡導并鼓勵聯合國相關機構或國際多邊組織發揮牽頭作用，建立專門針對發達國家氣候融資承諾履行情況的監督機制，包括定期審查、數據收集與核實、評估報告發布等。另一方面，倡導國際金融機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建立全球氣候融資合作平臺，整合各方資源，創新融資方式，如綠色債券發行、公私合營模式（PPP）等，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氣候融資，降低融資成本，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二是鼓勵發展中國家加強內部協調與合作，形成統一的談判立場和行動方案。既要積極主張自身合理權益，要求發達國家兌現承諾，提高氣候資金的數量、質量和可獲取性，確保氣候融資公平、公正、透明，也要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需求，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三是推動更加公正的貿易規則，堅決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談判中應積極集體發聲，聯合抵制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推動建立基于公正原則、考慮不同國家發展階段差異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確保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合法權益，避免因氣候融資問題在國際貿易中遭受進一步損失。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面對氣候融資的挑戰，國際社會需強化合作。唯有全球共同努力，方能破解氣候融資困境，共同守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