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環境問題繼續受到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高度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目前面臨的空氣、水、土壤、有毒化學品污染等諸多環境問題中，水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水污染問題難以解決的癥結在哪里？應該如何解決水污染問題，多名兩會代表、委員提出了應對辦法。

近年來，我國突發性水污染事件頻頻發生，對公眾健康造成嚴重威脅。2011年，江西銅業常年排污樂安河，當地民眾不少人患有重金屬中毒病癥；2012年，廣西龍江發生鎘污染事件，長期飲用鎘超標的水會導致患上“骨頭易碎易折”的骨痛病；2013年，漳河上游山西境內發生苯胺泄漏事故；2014年，蘭州發生嚴重的自來水苯含量超標事件。

根據《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全國地表水總體輕度污染，全國4778個地下水監測點中，較差和極差水質占將近6成。目前，中國水污染的重要來源就是工業污染，工業廢水排放問題亟待解決。

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們極為關注 “水污染”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水安全”問題迫在眉睫，但是我們對于這個“看不見的敵人”卻沒有系統性的認識。“目前我們的水污染問題，據我所知還是比較空白。應該有一個對比實驗，比如在某個地方、某個村排污比較多的話，這個村得肝癌的人會比較多，這種案例是很極端了。但是長期飲用超標的水，當然有可能會得病，要不然世界衛生組織憑什么要給水質量設標準。他是經過幾十年的觀察和專家的總結得出的，這是國外的總結。可是我們國家很多東西沒有制定標準，有些是有標準，可是超標了又能怎么樣呢？”

“超標了又能怎么樣？”這句話引起了全國政協委員范集湘的共鳴。在政協委員討論會上，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總經理范集湘反復強調，水污染問題存在的最大原因，就是違法成本太低。“以前罰款力度輕啊，以前污染一條小河只罰款20萬，那誰都去排污。技改、環保投資很少，那他的收益就很大嘛。對違反環保法的處罰成本太低，守法成本太高，那這樣下去誰守法啊？！”

1989年我國制定了《環境保護法》，2014年4月24日進行了修訂并獲得通過，今年1月1日起施行。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強化了企業防治環境污染的責任，加大了對企業環保違法的懲治力度，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職責。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報告中指出，2015年將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行從水源地到水龍頭全過程監管。對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讓其付出沉重的代價。

除了法律手段，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認為，解決水污染問題，還應該使用稅收手段，通過“環境稅”的征收，使違法成本高到讓排污企業受不了。 “給企業加稅，最后走向節能降耗”。 “力度如何合理提高？需要讓排污企業感到肉疼才行，九牛一毛就不行，費改稅不排除隨時提高，要讓他感到。它排污就受不了。讓他感到傷筋動骨，他就會趕快改。”

另一方面，中央在財政支出上對環境領域的投入逐年增加。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的政府投資將要與環境治理緊密結合，同時起到激發民間投資環境領域的目的。“在政府報告中提出了，今年增加投資200億，提高到4776億，對比動輒幾萬億的投資，這還是小的。只是發揮種子資金的引領作用。政府的投資要與環境的治理密切相關。環境也是民生。在安排總體的政府投資的時候，增加環境投資緊密結合。讓中國的天更藍水更綠。”

據了解，作為環境問題的始作俑者，比如鋼鐵、化工、電力、造紙等高污染的企業，也在采取環保措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總經理陸啟洲表示，很多企業都簽了“軍令狀”，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國家下達的減排任務。以他所在的公司為例，去年投資了55億元發展環保技術改造，增強清潔能源的生產。“我就說橫江岸江電廠，去年我們投資了55個億，對于環保的投資，進行環保改造的核電技術占到了48.26%，占了我們整個核電投資數字的27.32%， 這個數字逐年增加，去年是最多的一年，因為我們想要提前一年完成國家給的減排任務。不是有個減排任務，大家都要簽字。。。”

除了從污染源頭上進行遏制，對于已經造成污染的，則需要“亡羊補牢”，進行生態修復。 以浙江省為例，去年，浙江省提出“五水共治”項目，主要整頓被污染的“黑河臭河”。經過一年的生態修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長夏寶龍感慨道，久違的綠水又回來了。“去年一年我們治水的勁頭兒很足。去年我們全省一共清理垃圾河6496公里，整治黑河臭河4660公里。那么，許多群眾高興的說，錢塘江的水又變清了，小時候游過泳的河又回來了。杭州千島湖配供水工程去年底正式動工開建，計劃2018年建成通水，到時我們杭州主城區800多萬的居民以及嘉興300多萬的居民都能喝上千島湖的水。”

（原標題：我國水污染情況嚴峻 代表委員呼吁要出重拳讓排污企業“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