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從修擴路角度來改進交通（供給方面）受到限制，那只有從限制汽車出行（需求方面）的角度來找解決方法。出行限號、購車搖號（包括拍賣）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非長久之策。

如果說分號限行、搖號購車不是好的約束需求的公共管理決策，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限制或平衡汽車出行的需求呢？

我們認為，政府可以采取一種碳排放指標方法：即對每個家庭、企業和單位予一個年度碳排放指標，家庭或單位對超出指標外的碳排放可以通過購買他人指標進行補償，否則受到嚴厲的處罰，這樣迫使開車者約束自己開車出行。

碳排放指標法是一種市場化手段，它不像分號限行、搖號購車那樣生硬地限制開車出行，而是讓開車者靈活地根據自己的日程事務安排有彈性地進行調節。

具體來說，碳排放指標法沒有限制開車日，大家原則上每天可以駕駛自己的車輛出行，不會出現在分號限行政策下某天必要用自己的車時，又恰好碰到自己的車尾號受限出行的情況；如果不是非要用車時，大家可以選擇通過公共交通出行（注：發展公共交通是我國城市交通唯一可行的方向）。另外，在可出門或可不出門的情況，就會選擇不出門，進而能盡量地節省碳指標。同時，碳排放指標法也沒有強行限制購車自由，因此，沒有車的人或家庭可以根據需要隨時購買汽車。人們準備擁有多少輛車由自己決定，但是，每個人給定的碳排放指標是固定的，與擁有的汽車數量無關。

實際上，碳排放指標方法是一種有助于減少福利損失、增進經濟效率及社會公平的“一石多鳥”的公共政策。我們歸納起來，碳排放指標方法具有如下諸多優點：

1.在購車環節上，可以解決公平性與效率問題，因為該種方法沒有任何強制限制或行政干預，消除了后者帶來的扭曲。

２.減少交通擁擠和堵塞。人門為了節省指標（若碳指標價格高，處罰嚴厲的話），在非必須或非緊急情況下會減少出行，或改乘公共交通出行。

３.為需要用車卻搖不到號的家庭消除困惑。比如消除因用車困難而阻礙人才流入的困惑。

４.可以解決限行日碰到緊急須用車狀況所帶來不便問題，尤其方便有幼兒、老人的家庭的出行便利。

５.緩解停車位緊張，減輕小區街道到處停滿車的狀況，同時抑制停車位高價。因為碳指標固定，與擁有車多少無關，也即車輛再多也沒有辦法行駛。

６.可以實現“碳減排”環保。通過限定家庭和企業單位碳排放指標，控制碳排放總量，以實現碳減排目標；同時，對碳排放狀況信息進行準確核算和掌握，跟蹤這些信息可以動態宏觀調控。

７.可以推行碳交易及其市場形成與發展，形成一個全新碳交易服務行業，勢必影響國際碳市場話語權和定價權；此外，伴隨碳交易行業發展，必然相應地增加該方面的就業，同時也增加政府稅收。另外，還可以衍生出碳期貨等金融產品，以及建立碳金融市場 。將來，還可以考慮在香港、上海、深圳前海等地方建立碳交易的離岸市場 ，采用人民幣結算 , 借此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８.行車權被看成是一種公共資源，應平等地分配給每個家庭，沒有車的家庭只是暫時放棄它，以現金形式得到補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碳指標可以對低收入家庭產生補貼效應， 他們可以獲取額外收入，因為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碳指標通過交易市場賣掉，換回現金收入。

９.可以促使家庭汽車隨排放環保技術升級而更換，有利于清潔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當自己汽車環保排放差，由于指標問題，可能更換排放更少的新型汽車。這不但能促進汽車產業升級， 還能促使汽車消費，加快排放不達標舊車的淘汰。

總而言之，施行碳排放指標法政策將可以緩解或解決交通堵塞、碳排放、人才流動障礙等現實問題，更重要的是可以用市場手段擠出行政干預，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