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綠色金融改革創新是做好綠色金融大文章的應有之義。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綠色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馬駿近日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我國綠色信貸與綠色債券市場均已位居全球第一，但在綠色、可持續金融的部分領域仍存在短板，特別是高碳行業向低碳轉型的經濟活動在現有的綠色金融框架內得不到充分支持。

　　他建議，重點從發展轉型金融、建立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更好發揮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綠化資產管理行業等方面入手，做大做強綠色金融、補齊可持續金融短板。關于發展轉型金融，他建議盡快出臺國家級轉型金融目錄，增強合力。

　　補齊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短板

　　中國證券報：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取得了哪些成果？在哪些領域還存在短板？

　　馬駿：如果以2016年人民銀行等七部門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作為起點，我國在過去八年中已初步建立了一個有效支持“純綠”或“接近純綠”經濟活動的綠色金融體系，為促進我國綠色產業的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目前我國綠色信貸與綠色債券市場均已位居全球第一，得到這些金融工具支持的我國新能源、電動車、電池產業已占全球最大市場份額，我國的污水和固廢處理能力也居全球前列。此外，我國對綠色金融的激勵機制也在國際上成為良好實踐的樣板。我國還倡議和發起了一系列綠色金融國際合作機制，包括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CGT）工作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GIP）、可持續投資能力建設聯盟（CASI）等，這些機制在形成可持續金融全球共識、提高綠色金融標準的兼容性、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能力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領導性作用。

　　當然，與國家的“雙碳”藍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宏偉目標相比，并對標國際最佳實踐，我國在綠色、可持續金融的一些領域還存在短板。如，大量高碳行業向低碳轉型的經濟活動在現有綠色金融框架內還得不到充分支持；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的建設才剛剛起步，尚未形成明確標準，尤其是缺乏強制性披露要求；碳市場的流動性和對綠色科技投資的引領性還很有限；按ESG標準開發的資管產品的規模和比例還很小、股權投資對綠色科技的支持還較為有限等。

　　中國證券報：《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持續完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對此，應重點從哪些方面入手？

　　馬駿：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近期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以發展轉型金融和強化信息披露為核心完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未來做大做強綠色金融、補齊可持續金融短板的四個重點領域應該是發展轉型金融、建立可持續信息披露體系、更好發揮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綠化資產管理行業。

　　發展轉型金融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我國是一個工業占比很高的經濟體，平均碳排放強度遠高于發達國家。鋼鐵、水泥、石化、有色、航空、航運、建筑等高碳行業需加速向綠色低碳轉型，但這些行業轉型所需要的大部分金融服務并不符合現行綠色金融標準，反而受到對“兩高一剩”行業壓降貸款的政策限制。因此，有必要構建一個支持高碳行業向低碳轉型的政策框架與金融服務體系，大力發展轉型金融，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到低碳轉型的經濟活動中。

　　此外，我國在可持續信息披露、碳市場金融屬性、資管行業綠色化等領域與國際最佳實踐還有不小差距，也需要加快建設步伐。具體來說，在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征求意見稿）》的基礎上，應盡快明確落實我國可持續披露準則的時間表與路線圖，實質性地推動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提升包括氣候信息在內的可持續披露。碳市場的下一步改革，除了擴容之外，應盡快引入金融機構和可提升流動性及提供遠期價格信號的衍生工具。我國的自愿碳市場（ccer）也應該積極與國際標準接軌。

　　在綠色資管方面，監管部門應強化對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要求，明確綠色資管的標準，對綠色資管業績進行考核，推動資產所有者開展ESG投資，要求機構投資者將ESG考量納入投資決策的全流程，鼓勵機構投資者以股東身份對被投企業開展“盡責管理”。

　　盡快出臺國家版轉型金融標準

　　中國證券報：關于加快研究制定全國性轉型金融標準的呼聲和建議逐漸增多，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馬駿：在國家層面，人民銀行正在編制轉型金融的界定標準，目前已形成鋼鐵、建筑建材、農業、煤電行業的轉型金融目錄初稿。進展更快的是一些地方，尤其是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到目前為止，浙江省湖州市、重慶市、上海市、河北省等地已經出臺了我國第一批地方版的轉型金融目錄和指南，目前已有共22份地方層面的轉型金融的標準和指引性文件。其中，湖州在轉型目錄的基礎上，認定了一批轉型企業和轉型項目，對轉型融資提供了貼息等激勵政策，并對轉型企業提供了轉型規劃模板、碳賬戶等服務，已經形成了一個體系化的地方性試點。

　　未來需盡快推出國家級、權威的轉型金融界定標準，以避免地方標準太多、互不兼容可能導致的新問題。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第一批國家級轉型目錄可考慮覆蓋鋼鐵、建筑建材、農業；第二批目錄可爭取覆蓋石化、化工、有色、航運、航空、紡織等行業。對于如何界定煤電行業的轉型活動，國內外爭議均較大，也涉及不少較為復雜的非技術因素，建議在出臺標準時持審慎態度。

　　需指出的是，轉型目錄只是為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了在項目層面識別轉型活動的依據，并不能保證轉型主體在企業層面真正踐行與國家“雙碳”目標和巴黎協議相一致的減碳行動，僅僅靠目錄還不能徹底防范“假轉型”的風險。因此，在推出國家級轉型金融目錄的同時，應該發布轉型目錄標準使用說明，該說明應包括《G20轉型金融框架》提出的主要內容，如要求轉型主體（企業）提供轉型計劃、轉型目標具有“先進性”、要有落實目標的治理安排、披露溫室氣體排放信息等，以防止碳鎖定等“假轉型”風險。

　　此外，建議在推出轉型金融標準的同時，將對“兩高一剩”行業的貸款限制改為對“兩高一剩”經濟活動的貸款限制，將符合轉型目錄的經濟活動從“限制”改為“鼓勵”貸款。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轉型金融政策與現有政策“打架”。

　　增強發展轉型金融的合力

　　中國證券報：發展轉型金融涉及面廣，還有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強？

　　馬駿：除缺乏權威的轉型金融界定標準之外，發展轉型金融還面臨著其他的一些瓶頸。如，缺乏使用轉型金融工具的激勵機制、轉型金融業務未被納入官方統計、缺乏有公信力和低成本的企業“碳賬戶”體系、企業缺乏編制轉型規劃的能力、金融機構缺乏轉型金融業務的內部流程以及輔導企業（獲客）的能力。

　　關于激勵機制，更為可行的選項是將現有的碳減排支持工具的覆蓋范圍擴大至符合條件的轉型金融業務。這樣可以避免綠色金融、轉型金融相關的貨幣政策工具太多太雜的問題，也能將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激勵機制和考核機制有機結合起來。除了中央層面的激勵機制，有條件的地方政府也可采用貼息、擔保等措施支持轉型金融。

　　此外，應將符合要求的轉型金融業務納入官方認可的統計，并將轉型金融業務統計指標納入綠色銀行評價機制。通過完善的評價機制，監管部門可以對提供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服務業績較好的金融機構給予激勵。

　　在地方和金融機構層面，應采取措施提高碳數據的可得性和輔導企業編制轉型計劃，從而降低轉型金融的運行成本。如，地方政府和有條件的銀行應組織建立覆蓋當地企業和銀行客戶的“碳賬戶”體系，降低企業提供和披露碳數據的成本，提升數據的質量和一致性。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和銀行可以推出服務轉型企業的“轉型計劃編制模板”，并在企業客戶中廣泛開展轉型相關的培訓和能力建設。金融機構內部應建立轉型金融的業務流程，尤其要注重建立合格主體和項目的準入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