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2024氣候創新時尚峰會”主題論壇上，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原一級巡視員孫楨發表了題為“全球氣候治理新階段與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的主題演講。他從全球氣候治理進入新階段談起，指出這一階段呈現出“競爭取代合作”的新特征，強調了“合作”對于實現全球氣候目標的重要性，以及中國積極參與的姿態和定力對于貢獻全球氣候治理和發揮領導作用的重要意義。在中國氣候行動的策略和節奏上，如何統籌協調經濟發展與減少碳排放，他提出要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服務于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本文根據孫楨的現場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美國繼任氣候特使約翰·波德斯塔明確主張“氣候”與“貿易”互為工具，這使得歐盟有了一個同盟。發達國家把“貿易”引入“氣候”，這是全球氣候治理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志。

新的并非一定是好的，但需要格外重視。

從根本上認識這個新階段的特征，那就是“競爭取代合作”。其原因在于，大家都發現氣候行動已經成為了經濟機遇。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頗具諷刺意味——大家合作30年，終于把氣候行動的成本降下來了，而這卻導致了合作的終結。或者，我們從積極的角度來看，也可以稱其為“競爭性合作”，因為好在尚不至于到“對抗”的程度。

氣候危機實在是太緊迫了，現有技術上和商業上都成熟的解決方案例如光伏和風電還不能保證把溫升控制在2℃以內，更不用說1.5℃。我們現在確實有一批技術成熟但商業不成熟的解決方案，例如CCUS（碳捕集、利用與封存），但這需要“合作”。

一方面需要達成某種CCUS協定，因為雖然在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上大家同意逐步淘汰不加裝CCS(碳捕集與封存)的煤電，但3年過去了誰都沒有明顯的動作，這種純粹為了公共利益的事，還得有一個制度性的安排。另一方面，必須實現技術的規模化應用才能降低成本，這還得有中國的參與。更不用說，在20年尺度上“氣候過沖”（Climate overshoot）※ 背景下，假如溫室氣體實在控制不住，大家不得不討論地球工程，包括大規模的太陽輻射管理，這涉及到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但前提條件就是國際合作。所以，這就引發了關于中國的作用的再認識。

先說政府和商業界的比較。在氣候問題上，一直以來，政府間談判起主要作用，但現在看來，商業界的領導作用變大了。政府間談判主要是底線邏輯，而商業界捕捉到的信號卻是“向上向善向新”。COP28有一個特點，就是企業家當主席。這里不是講個人作用，而是講一種象征以及背后的邏輯。在中國，我們在學習落實新質生產力，包括它的本質綠色，說到底是要發揮商業界的領導作用，政府如何服好務。在這一點上，中國又走在世界前頭。

再說各國的格局。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把內部困難向外輸出，維護了內部團結，但代價是丟掉了氣候領導者的旗子。美國在氣候治理問題上的形象更不用說了，發展中國家對此的看法相當的一致。新興經濟體則越來越自信——首屆非洲氣候峰會展現出非洲國家以氣候行動促進工業化的決心。

COP28的節點性任務是進行首次全球盤點，盤點針對的是集體行動成效與差距，沒有搞成針對國別，也沒有某一方被逼到墻角，而且最為顯著的結果是大家都高度認可中國的貢獻。如果借用物質與精神的概念，可以說，中國已經在物質上領導著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但問題在于我們愿意不愿意在精神上領導。

這兩天與參會代表交談，不少同志提出，歐盟氣候政策不是倒退了嗎？往好了說，人家有人家的難處，往酷了說，他有他的無能，你又何必管他。過去有一種習慣，大家喜歡比難處，你難我更難，你少干我也少干。現在的邏輯不同了，氣候行動成為了一種經濟機遇。有一種長跑選手，他領先的時候還總是回頭看后邊的選手。我們沒必要這樣，只需要堅定不移，勇往直前。

其實領導者是有紅利的，無論是政治紅利，還是經濟紅利。而且物質與精神是可以轉化的。

中國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的關鍵詞是“積極”。實際上我們經過深思熟慮，一直實行的是積極的國家戰略——在政治上，我們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引領，相信氣候變化科學，心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外交上，我們維護多邊主義，又堅持獨立自主。在經濟上，我們積極穩妥朝著國家自主貢獻“雙碳”目標努力。十分重要的是，在外部沖擊面前，我們仍以堅定不移的態度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在當前形勢下，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既然在氣候行動的實踐上歐美與我們產生了分歧和摩擦，那么他們的那些理論我們還信不信？

答案可能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比如，碳定價和碳市場有沒有用？肯定是有用的。這是世界的共同理論財富，不是歐美的專利。但是他們講全球碳定價，講所謂碳泄漏，那就要小心了，這是人家碳關稅的理論依據。又比如，環境經濟學里的倒U型曲線，實際是講的國家間比較，但是我們拿來講省區間比較，拿來搞梯次達峰分組，到底行不行？因為我們還看到另一種地區間的比較邏輯：就是在有效碳預算下，各地區優先提高碳效率即提高單位碳排放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碳排放，然后再進行二次分配，以確保各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公平地分享到碳減排帶來的紅利。

這就要回答當前一個貼近實際的問題，即如何防止由于碳指標簡單地層層分解導致生產力浪費性的“大搬家”，或者說如何真正發揮經濟大省的作用，以及在應對當前經濟形勢包括外部沖擊中，如何把氣候政策統籌考慮進去。

我們總講發達國家的歷史累計排放，這是批評的工具，但我們要辦好自己的事，如何借鑒其中的經驗教訓，還需要研究——從現在起到2060年，我們有限的未來累計碳預算，如何保障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比如，堅強的基礎設施是適應氣候變化必須的。生活可以簡約，基礎設施必須強健。基礎設施需要鋼，鋼的碳排放是一次排放，但鋼可以重復使用。發達國家幾百年積累的長流程鋼，現在足夠可以回收生產短流程鋼，但他們要求我們現在就提供短流程鋼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們的整個理論重塑，都應在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服務于現代化建設的目標。非洲等發展中國家也是這么想的。

最后，參加紡織工業的會，主要收獲是看到中國工業界的韌性，既然輕工業能夠闖過這一關，相信重工業也一定能行，為此我們要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