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或懷疑人為活動導致氣候變化以及氣候變化會給人類社會造成災難性影響的說法，一般稱為“氣候懷疑論”。氣候懷疑論給人類應對氣候變化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但也要更加客觀公正地看待其合理的一面。也只有基于這種綜合考量開展氣候傳播，才能限制其負面影響。

當地時間2022年2月(上)和2024年2月(下)，顯示了氣候變化對南極的影響。

氣候懷疑論在中國不顯著

應該說，在中國的公共空間，氣候懷疑論并不顯著。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的James Painter（本身也是一位資深環境記者）在2017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英美媒體上，氣候變化否定論或氣候懷疑主義的說法格外泛濫。但與此同時，盡管作為碳排放世界第一的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承受了巨大的國際壓力，氣候懷疑論在中國媒體上卻非常罕見。

在中國，知名的氣候懷疑論者非常少，個別明確發表自己觀點的學者，其聲音往往也難以被媒體傳播。而筆者在2022年進行的兩次全國性調研則表明，明確不認可氣候變化及其嚴重影響的科學結論的公眾數量通常不到20%（因為有關氣候懷疑的問法不同，數值存在波動）。

但與此同時，中國公共空間中氣候懷疑的聲音很弱，也可能表明中國公眾對氣候變化問題并不關注。因為在不那么相信氣候懷疑說法的同時，公眾普遍對網上氣候變化議題的瀏覽量很低，從我們的訪談與問卷調研中發現，他們之中還存在大量有關氣候變化的認識誤區，最典型的是混淆天氣與氣候，但與此同時仍然高度認可氣候變化科學結論。這不排除是因為認可氣候變化是與國家政策保持一致的原因。也因而，我們說中國公共空間中氣候懷疑論并不彰顯，也可能與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氣候變化議題、強調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立場有關。

無論如何，中國的案例說明，氣候懷疑論的存在、傳播與表現，并不僅僅是個人認知的問題，不是單純靠提升科學與環境素質就可以解決的。何況，如果大部分公眾本能地對氣候變化議題不感興趣，也不可能強迫他們提升科學與環境素質。

看待氣候懷疑論的合理性

按照國際學者的研究，氣候懷疑論大概分成了質疑人為因素造成氣候變化，質疑氣候變化是否有那么大災難性影響，懷疑科學共同體編造氣候變化或氣候變化體現了環保主義者的陰謀，以及雖然同意人為氣候變化但不認為對此有什么辦法這幾大類。

無論哪一種，對于普通人而言，懷疑論的基礎首先是長階段的氣候變暖趨勢經常會與我們對天氣的即時感受不相符。這里還有一點需要澄清，其實很多人都會說現在天氣越來越暖了，但在氣候變化議題席卷了主流媒體和傳播渠道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更加關注作為反常氣候出現的極冷氣象，并因而會產生對氣候變化的懷疑。

所以從普通人的角度，有一點氣候懷疑論無可厚非，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會去跟蹤長時段的氣候數據，也不會用氣溫均值來替代自身對氣候的感受。

然而，另一類出現于學者中的氣候懷疑論，則直接聯系上了氣候科學家的可信性問題。基于始于1980年代的強調科學結論的社會建構屬性的思潮，部分研究科技哲學、科技史的學者尤其會認為，現在以IPCC（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為代表的主流科學界得出的人類活動導致災難性的氣候變化的結論，也是一種壓制了異端聲音的社會建構，這些被壓制的異端聲音包括認為氣候變暖是水蒸氣而不是溫室氣體造成的，或者認為工業革命前溫度不可知，因此說人類工業活動導致的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變暖的結論不可靠，或者認為氣候究竟是否在未來變暖，本質上是不可知的。當然，基于不可否認的氣候變化議題的政治屬性，建構說的學者們也可以聲稱，在強大的政治壓力的情況下，科學家不可能得出完全客觀的氣候結論。

嚴格地來講，雖然這一類氣候懷疑論者引述的每一條“證據”都被科學家駁斥過，但這種質疑在本質上無可反駁，正像說任何科學結論都可能是政治或經濟壓力的產物一樣，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科學不會受到政治或經濟壓力。另一方面，任何主流科學結論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都需要經過主流科學家反復探討形成共識，但誰也不能“證明”，這種形成共識的過程不會受到任何干擾。

然而，自現代科學誕生于文藝復興時期起，我們已經確定了如此之多的主流科學家形成共識的科學結論，難道這些已經成為我們認識世界甚至是維系人類社會的基本原理都是被編造出來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對氣候變化這一科學結論的認可，首先在于我們認可科學，認可科學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手段。當我們承認科學，那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沒有哪種其它科學結論像氣候變化一樣，獲得了如此廣泛如此眾多的科學界支持。

認為氣候變化結論是政治陰謀產物的國人的另一種常見的說法是，這是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產物。但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最重要的力量，同時也是受益國之一，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所占全球市場份額領先。如果認為氣候變化就是西方人為了壓制中國發展而發明的，那么現在西方人應該不再提倡氣候變化才對。然而事實上，包括西方科學家在內的廣大科學家們仍在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明氣候變化及其災難后果的證據，西方各國政府也仍然在不遺余力地推動應對氣候變化。雖然反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民粹政客越來越多，也出現了特朗普那樣聲稱氣候變化是中國人發明的陰謀的人，但民粹政客們即便上臺，即便在經濟政策上逆轉其所在國家變綠的努力，但他們也從來沒有導致像IPCC或者其國內的科學機構（包括隸屬于政府的科學機構，如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改口否定氣候變化。所以說，用陰謀論、政治壓力或主流傳統來否定或懷疑氣候變化，是難以成立的。

看待氣候懷疑論的恰當視角

2022年10月去世的著名法國哲學家、科技與社會研究者拉圖爾（Bruno Latour，1947-2022）是上述科學知識的社會建構說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代表著歐陸思想傳統（通常還是強調一個體系），瓦解了科學家構造科學知識的中心地位。但在晚年，拉圖爾表示非常后悔自己的理論被氣候懷疑論者拿來質疑主流氣候科學結論。

當地時間2021年2月3日，法國巴黎，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

科學知識社會建構說的另一位始作俑者英國社會學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則代表著英國根深蒂固的懷疑論思想。他的引力波科學探索具有社會建構性質的說法同樣導致了對科學的懷疑。他曾經在引力波探測項目1980年代伊始就長期在這一領域開展田野研究，并發現在當年誰也找不到引力波的情況下，很多當時的結論（涉及到引力波探測工程的發展方向等重要方面）確實是主流科學家們商量著來的。然而在2016年引力波終于在歷經30多年的探索被發現后，柯林斯斷然否定了科學家作假的可能性。但有趣的是，柯林斯并不能“證明”聲稱探索到引力波的科學家們沒有作假，而是用了“看起來不可能是假的”這樣的表述。

此文不打算在哲學層面上展開對科學懷疑論的討論，但柯林斯“看起來不可能是假的”的表述，其實對我們看待對科學的質疑很有啟發，那就是主流科學家達成共識本身，恰恰就是我們相信這些共識的最主要理由，特別是這樣的共識是經過長期系統努力，不間斷的觀測以及不斷的完善，獲得了越來越一致的結論的情況下（對比歷次IPCC報告的決策者摘要部分的用詞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因此，我們看待科學懷疑論的最恰當視角，就是遵循主流科學結論，并努力培養自己能鑒別出哪些是主流科學結論，哪些只是山寨科學結論的能力。我們可以承認氣候懷疑論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我們要認真做出審慎的判斷，并且要依據這些判斷來指導我們的行為，那我們只能選擇相信主流科學家群體，相信這個群體經過反復探究和長期驗證的結論。

同樣，我們可以接受氣候變化經常與體感不符的現實，但我們必須強調，不僅氣候變化，而且很多科學結論都可能與體感不符。基于體感嘴里隨便說一說無可厚非，但要形成一種公共話語，那個體體感就不算數了。我們就需要像主流科學家那樣，依據長時段、廣泛區域的數據，用符合邏輯的方式來得出結論。與此同時，氣候傳播也要有力而生動地把極端天氣事件及其頻率以及長時段平均氣溫等信息融入到有關氣候和低碳的公共話語中。

我們也相信，政治可能會干涉科學共同體的運作，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拒絕科學共同體得出的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種結論，除非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這種干涉已經導致了科學結論被扭曲。

上面所列舉的這幾條，既是我們自己應該努力做到的，也應該成為我們引導公眾的主要思路。比起對所有（氣候）懷疑論直接禁言，這么做當然要麻煩得多。但應對氣候變化，本來就是一件繁瑣漫長的工作，麻煩多點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