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煤炭儲藏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煤將在中國的能源結構中長期占主導地位。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接近70%。中國經濟增長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低效、對環境有害或者非社會公平的，排放量減低必將顯著伴隨產出的相應減少，要維持每年6%-7%的平均增長，當且僅當有充足的資金和技術來實現環境友好型增長時才可能實現。 所以中國一旦在國際社會中承諾
減排，壓力將遠大于其他國家。2000年至2010年，中國能源消費同比增長120%，二氧化
碳排放占比由12.9%提高到約23%。根據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計劃”最新年度數據，中國已經成為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國家，盡管中國的人均排放與美歐日等國還有較大差距5。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氣候博弈中將必然被賦予極高期望，同時面臨更多挑戰。
一是身份困境。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也越來越模糊，要求中國承擔量化減排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提出雄心勃勃減排目標，國際社會對此的反應卻遠低于中國預期。發達國家一直希望中國能加入有法律效力的減排協議中，接受國際核查和監督，而這恐怕在所難免。中國在氣候談判中一個重要策略是強調溫室氣體的“人均歷史累積排放”，這一策略正趨于弱化。中國目前年度人均排放量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未來的立場空間越來越小。
二是外交困境。當前中國主張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的立場空間正在縮小。發展中國家內部在
碳減排問題上也開始分歧。如果集團分化持續下去，將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地位，也將使中國陷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面夾擊中。對中國的減排期待不僅來自于談判桌上的工業化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也來自于非政府組織和民間。中國至今仍缺乏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打交道的經驗，無法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產生有力影響。中國氣候外交的被動之處就在于，即缺乏穩固的同盟，又缺少愿意主動幫著中國說話的“朋友”。
三是貿易困境。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突出表現為發達國家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采取反傾銷、反補貼和綠色貿易壁壘等措施實行貿易保護。中美、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益增多。2012年5月美國決定對中國光伏產品征收稅率為31.14%—249.96%的反傾銷稅。隨后中國風電設備也遭遇貿易壁壘，美國商務部于2012 年7 月27 日公布要對多家風電企業被征收高達20.85%—72.69%的傾銷稅。貿易
政策不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根本措施，確實有效的政治和懲罰手段。貿易壁壘措施小的方面看是為了把中國新能源產品阻擋在美國
市場之外，大的方面考慮則是抑制中國在國際市場的拓展。
四是自主創新能力困境。首要挑戰就是技術困境。中國低碳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缺乏，而發達國家往往對對低碳技術進行出口管制，并追求技術轉讓的完全商業化，即使轉讓成功，技術輸出方也會通過合資、合作等方式控制關鍵技術。以清潔能源為例，2013年3月6日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發布報告稱：連美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競爭優勢究竟在哪里，而事實上美國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潔能源領域的領導者，美國處于領先地位是清潔能源技術，和美國企業在整體解決方案上的顯著優勢6，全世界都在購買美國的技術和產品。中國在核心關鍵技術方面自主設計、自主研發的能力顯著不足且缺少自主知識產權。近年來盡管國際專利的申請數量上升很快，仍遠遠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當中國向歐美尋求技術支持時，常被美國以技術多為私營企業所擁有、中方在知識產權方面保護不力、涉及國家安全為由拒絕無償或低價轉讓。美國擔心核心技術向中國出口技術會加強中方軍事經濟實力或出現民用技術軍用化等“安全化問題”，也擔心中國強大的模仿和自主技術升級能力會在技術轉移后，還未從中國這個尚未實現的清潔能源市場獲利，就被排擠出去。對于在眾多低碳核心技術中，到底需要國際社會轉讓哪些技術來實現中國的既定減排目標，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技術清單”。
五是資金困境。中國的低碳發展存在巨大的融資瓶頸。僅能效投資需求，根據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的估計，“十二五”期間全社會能效投資需求總規模約為12358億元，資金缺口4134億元7。要實現中國到2020年要把碳濃度從2005年的水平降低40-45%的國際減排承諾，根據中央財經大學氣候與能源金融研究中心2013年最新預估， 2015年和2020年中國每年氣候融資的資金缺口分別高達12219億元和14010億元8。從資金供給面看，融資渠道狹窄。隨著國際
碳市場的資金來源渠道收緊，國內公共資金在氣候融資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各商業銀行也是支持清潔能源、
節能環保等綠色經濟領域發展的主力軍。但低碳項目往往存在較高的技術和資金風險，而政府提供的諸如風險補償和稅收減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足，加上金融機構對投資項目經濟效益的關注優先于社會效益，使得低碳項目面臨著較為嚴苛和不利的債權融資環境。此外，公共資金引導能力不足，財政擔保和保險機制缺乏，難以撬動大規模社會資本的進入。創新型融資模式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金融機構在的“
碳金融”業務還處于概念和研究階段，投資者對碳金融產品信心不足，也制約了低碳融資業務的創新。
總之，2012 年以后國際氣候融資市場的不確定性、國內金融市場法律政策體系不完善、金融市場結構不平衡、金融創新能力受限等，使得我國國內的氣候融資還任重而道遠。
本文摘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全球發展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