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和歐洲一直在上述各種技術領域中摸索、徘徊。生物技術由于遇到巨大的宗教和倫理壓力而不得不有所停頓。在蘇聯的競爭消失之后，太空技術的浩大投資難以產生直接的經濟收益。基于對人類傳統能源耗盡的預測，歐美國家不約而同地選擇新能源技術。美國在新能源技術上的徘徊是由于共和黨背后的軍工、石油集團利益左右其決策。民主黨執政之后，其背后的信息技術集團無疑希望將其利益延伸到類似智能電網之類的
節能領域，美國若能透過新能源擺脫石油能源的政治摯肘，就意味著美國可以真正撤離中東地區，由此奧巴馬的中東
政策與其新能源政策密切關聯。正如他在自傳《無畏的希望》中所言：一個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國家也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未來。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而言似乎變成了一個天衣無縫的精心安排。它在政治上幫助奧巴馬政府徹底擺脫石油能源集團的影響，通用汽車公司就在政府的眼皮下破產，同時也幫助美國政府把大筆資金投入到信息技術和新能源技術開發利用上，從而以一種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促使美國完成國家戰略的轉型。
為此，奧巴馬政府在推動國內新能源政策的同時，也開始積極介入全球“碳政治”，希望通過資本技術和法律規則技術的巧妙運用，讓全世界為其新技術革命“買單”，即透過知識產權轉讓把新能源技術開發的成本轉嫁給發展中國家。中國無疑是美國首選的最佳對象：龐大的
市場、對能源的渴求、對獲得美國承認的渴望、對美國價值的夢想等等。
由此，美國剛剛通過的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就是一種國際戰略上的“威懾”，即利用發展中國家對征收“碳關稅”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貿易戰的恐懼，迫使發展中國家來購買其新能源技術。比如在中美談判中，兩國都表示要在節能
減排領域展開合作，比如幫助中國建立“智能電網”等等。而這“合作”的背后，就是中國要支付大筆的知識產權費用。可見，民主黨的環保戰略表面上是左翼政治的遺產，可實際上依然服務于美國維持并鞏固其世界領導權的政治使命。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面臨的首要
問題就不是如何消極應對西方國家主導的“碳政治”的壓力，而必須以我為主，面對人類即將來臨的又一次新技術革命浪潮，做出自己的政治決斷，即在未來的科技革命中，究竟哪一個技術可以主宰人類的經濟生活，從而足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收益，促使其經濟持續增長？在目前科技與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我們不可能另起爐灶，而只能在新能源技術領域追趕西方。在這方面，中國政府顯然有充分的準備。正如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克強在最近的講話中，明確把新能源技術定義為“把握世界產業技術革命的新趨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