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在中國無論對政府還是對民眾都是一個新概念。我們剛剛解決溫飽問題，連本國最迫切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沙塵暴等問題都沒有解決，還來不及考慮未來遙遠的全球氣候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能源技術比較落后，還談不上借助國際政治來謀取利益。在全球“碳政治”中，中國目前處于外圍，還沒有承擔實質性減排的義務。

       但是，2007年以來，根據《京都議定書》要求締約國提交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尤其是中美談判中美國施加的巨大壓力以及歐盟國家對中國施加的“綠色關稅”壁壘，我們也開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問題。2007年“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小組”升格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任組長、常務副總理李克強任副組長、相關20個多部委的部長擔任成員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統籌應對“碳政治”。

       就目前情況看，我們依然是按照傳統的外交談判模式，基本是在目前西方“碳政治”設定的框架下，填充一些有利于我們的具體主張，似乎并沒有形成對應“碳政治”的一套完整的國家戰略。因此，對于“碳政治”而言，我們目前缺乏的不是一些具體的談判主張和談判策略，而是缺乏統攝這些主張和策略的整體國家發展戰略，以及為這套國家戰略奠定正當性基礎的話語系統。

       從人類歷史來看，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引發了經濟、政治領域的深刻變化，并直接引發國際政治局勢的改變。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不僅維持了中華帝國幾千年的統治地位，而且觸發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以紡織和鐵路技術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把英國推向全球帝國的舞臺；以電氣化為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把美國推向世界舞臺；核技術和航天技術，把蘇聯變成世界超級大國；而信息技術革命，把美國推向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從這個歷史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可以創造巨大的經濟財富，而對這些財富的善用就可以轉化為政治和軍事優勢。那么，在信息時代之后，下一個科學技術所帶動的經濟增長點在什么地方？太空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科學家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政治家的任務就是選擇哪一種技術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做出政治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