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2023年會在北京成功舉行。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一級巡視員孫楨出席會議并做主旨演講。

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上午好！

很高興參加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的年會，我謹代表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對中財大綠金院七年來的發展的成就表示祝賀。在此也感謝各界對氣候變化工作的關注支持，特別是對氣候投融資工作的支持和幫助。

當前氣候投融資工作在政策、試點、項目等各個層次全面推進，發展前景可期，這離不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和綠色金融政策的大背景，也離不開部門間、行業間的良好合作。但氣候投融資工作發展還遠非成功，一方面需加強項目開發、評估、對接，兼顧減緩類與適應類項目。尤其是適應類項目，多數為公共項目且更加直接惠及民生，更需要財政與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需加強氣候投融資工作的分析總結，通過試點項目以小見大，更有針對性地提出完善氣候投融資的財稅、金融等工具。此外，需注意探索轉型發展的規律，加強宣傳介紹，講好中國故事。

在今天的會議上，也想圍繞氣候危機應對、轉型發展與國際合作三方面與各位交流我的一些看法，同時談談關于COP28與全球氣候治理的相關話題。

第一，氣候變化已經成為氣候危機、氣候災難、氣候災害，我們對此已經有個廣泛的認識與了解，但認識到位不等于行動到位，特別是關于氣候變化的認識目前來講也不能說是十分到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應對氣候變化”，但僅依靠“應對”兩字力度已經明顯不足。如德國使用“氣候保護”一詞，近期國際部分正式文獻也已開始使用“碳管理”代替碳捕集與封存技術，關于太陽輻射管理也逐漸進入官方討論。因此，基于我國既有的關于氣候變化的工作基礎，我們亟需加快氣候立法。

第二，眾所周知，目前能源轉型成本大幅下降，但與此同時，也面臨著應對轉型風險與社會公正等問題。但全社會低碳發展不能僅集中于能源轉型方面，對于數字轉型也亟需重視。當前我國在能源和數字等方面均面臨著國際不合作的問題，這些需要我們去研究、觀察和應對。

第三，國際層面的氣候治理工作一方面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為主渠道，總體立法基本完成，細則也在逐步完善并進入了一個以五年為周期的實施階段。另一方面則是航空、航海、能源等行業的氣候治理泛化，如G20等區域性集團、上月剛召開的非洲氣候峰會。

關于即將召開的COP28，結合全球盤點，以我們的視角來看可總結為一句話：我們既要關心差距，更要關心軌道的問題。軌道就是可持續發展、團結合作、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一是對于全球盤點差距的看待與分析。首要就是《巴黎協定》1.5-2攝氏度區間目標這個嚴肅的問題，是否有必要或可能在不經過嚴肅談判的情況下，僅以科學的名義就改成1.5攝氏度呢？IPCC應區分真正科學事實和建模推演下的減排路徑建議，這個兩分法十分重要，因為后者只是通過一種科學方法得出的建議，它要實現必須通過政治合作和技術創新。問題恰恰在于，往往由于政治合作的困難，導致懷疑IPCC的模型建議，進而籠統地否定氣候科學基礎，這就是“特朗普現象”的認識論問題。因此IPCC對未來行動路徑的建議只是談判的起點，不能預判談判的結果。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維護IPCC在科學意義上的權威性。

二是資金問題。資金必須明確區分兩個概念，即資金的支持和資金的流動，或者也可稱為資金的動員。1000億美元是發達國家提供公共資金給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支持，而《巴黎協定》2.1條中所說的資金流動則是指以國內為主的氣候投融資。所以雖然都是資金問題，但是前者的1000億是國際問題、國家間的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后者則是國內問題，是政策問題。把兩者混淆起來，在我看來是一些發達國家故意引導的，目的是為回避實質問題。1000億美元是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匹配給1.5-2度目標的國際支持資金，而且是每年，但現在的面臨的問題是1.5度目標的實現缺乏跟它相匹配的國際性支持資金。發展中國家要的不是動輒幾十萬億的資金流動，而是一個“哥本哈根”式的發達國家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而這個問題發達國家不愿意回答，也不愿意面對。

三是損失與損害的資金機制談判。確立同意設立損失損害的資金機制是COP27的成功成果之一。但也要首先澄清一個概念，這并非甲對乙造成損失損害后甲對乙進行賠償。這是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損害，由《公約》加以解決，《公約》成員國之間不存在賠償關系，這是公約制度和法庭制度的重大區別，這點值得大家注意。當然發達國家存在歷史責任，這是《公約》已經設立的制度，因此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很重要，所以目前討論的焦點在于用資方的范圍和出資方的范圍。發展中國家都主張由發達國家出資，發展中國家都有用資資格；而發達國家主張是最脆弱的發展中國家能夠用資，出資由發達國家加上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排放大國。

總體而言，我國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于減排和出資兩方面。出資方面，我們在南南合作渠道已經在開展外援項目，這是符合發展中國家期待的。而在減排方面，中國作為人口和經濟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我們所承擔的國際分工及我們的資源稟賦、國情都決定了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沒有哪一條國際法對此可以評判或者指責的。實際上，我國也為世界解決減排問題做出巨大的貢獻，例如我們在節能、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車等方面的投入和已經取得的成績。未來，我國仍然可以繼續為全球氣候行動做出更大貢獻，但這需要滿足一個前提，即只要我們不被捆住手腳、不被迫在逆風條件下開船。所以我們在談判中最大的論點就是我們要反對保護主義，反對脫鉤斷鏈、科技霸凌、小院高墻。

此外，關于有的國家反復要求我們提高本輪自主貢獻目標，我們也有充分的論點加以辯駁。第一，我們的目標經過科學論證，論證過程基于憂患意識，而且目標也符合《巴黎協定》目標，因此我們說這叫做深思熟慮；第二，我們的目標實施經過全國動員，經過周密安排，充分考慮社會公正和路徑風險，我們要積極穩妥實現減排；第三，我們善意看待國際上的期待，畢竟國際合作就意味著溝通協商。但是近年來氣候問題政治化愈演愈烈，國際社會絕不能縱容這種破壞合作的所謂“合作”，因此各國都要正確處理國際合作與獨立自主的關系。

最后，我想說，解決國際壓力的關鍵還是要做好國內工作，辦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全球最大的貢獻。某種程度上說，只有更主動才能更自主，只有更積極才能更穩妥。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將發揮重要作用。希望能與在座各位攜手共進，做好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工作。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