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順應低碳發展的全球大勢，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發展的方向，增強低碳轉型的緊迫性和自覺性。

從IPCC報告可以看出，全球剩余碳排放容量已經非常有限，將成為日益稀缺的戰略資源。實現2℃溫控目標已非常緊迫，需立即采取措施。報告也進一步證實了減緩氣候變化同時具有廣泛的可持續發展協同效應。全球范圍內，低碳發展已經是大勢所趨，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低碳發展的實質是轉變發展方式、創新發展路徑，是在碳容量要素約束下尋求發展。它將改變未來世界經濟、能源、技術和環境總的面貌。中國應當順應低碳發展的世界大勢，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發展的方向，并將其作為自身建設生態文明、“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抓手和突破口。在國際上，中國應當以更加負責和積極的姿態承擔起與自己發展階段和能力相適應的保護全球氣候公共財富的責任，并積極主動地提出自己對全球氣候治理的戰略構想。

第二，對于圍繞IPCC 報告的相關爭論和直接涉及全球氣候體制責任分擔等重大利益關切，需進一步組織專題研究，深化認識。在IPCC報告起草和決策者摘要政府談判過程中，存在幾個爭論激烈的熱點問題，包括：國家分組標準問題，歷史累積排放計量問題和突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對全球排放貢獻的問題以及未來減排責任分擔等問題。

關于國家分組標準的爭論體現在是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組，還是以收入水平分組，實質在于是否承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歷史與現實的客觀區別，進而區別它們在減排責任上的區別。

關于歷史累積排放量計量的問題，實質上是如何通過累積排放量的計量而確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責任問題。

關于聚焦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在近年全球排放增量、排放總量占比和排放總量排名等方面地位迅速上升的事實問題，一方面這確實表達的是某一個時段、某一些指標的事實，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全面表達事情的全貌，比如存在著對發達國家在長期歷史累積排放中依然為主的事實、發達國家以較少的人口占有較大排放空間的問題、發達國家人均排放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都存在輕描淡寫的現象。

在按IPCC程序不經過政府談判和審評的第三工作組底報告中，存在著按地區分擔減排努力的內容，明確要求亞洲地區在2030年的排放量要回到2010年水平。盡管對發達國家也提出了很高的減排要求，但從實現難度上看，以中印為主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在所能享有的排放空間和減排難度的挑戰上要大大高于發達國家。

對于以上涉及國際責任分擔和減排目標承諾要求的內容，不應簡單照搬，要從科學不確定性、現有研究的局限等多個角度全面準確解讀IPCC報告。在氣候談判過程中，談判對手、國際媒體、非政府組織等有可能引用這些數據結論向中國和主要發展中國家施壓，將這些主要發展中國家置于難以達標的道義低谷，對此中國學界和政策屆應當以更加全面綜合的分析予以科學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