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近日刊發題為《我們上世紀50年代就知道氣候變化。為什么一位作者要追溯氣候變化否認史？》的文章，作者是斯圖爾特·米勒。全文摘編如下：
這次在午餐時間對戴維·利普斯基進行的采訪在各種話題之間跳來跳去，這似乎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利普斯基關注對象之廣和寫作跨度之寬。利普斯基是一位獲獎作家，他在《鸚鵡與冰屋：氣候與否認科學》一書中用廣角鏡來觀察全球變暖。
這本書包羅萬象，它不僅關乎氣候變化的科學，也關乎自私自利的否認者如何不斷努力破壞這種科學——他們的一個核心策略是聲稱“需要進行更多研究”——并在這一過程中造成長期損害。利普斯基盡量提高這本書的可讀性，提到甲殼蟲樂隊和《辛普森一家》，但他的深入研究和憤慨之情仍不斷從字里行間滲透出來。
這次采訪在紐約大學附近的一家餐館進行，他在紐大擔任教授。
“大家都知道，但什么都沒做”
問：當你讀到羅杰·羅維爾1956年證明氣候變化的研究和上世紀70年代證實氣候變化的著作時，你正在寫另一本書。你寫道：“大家都知道，但什么都沒做。”那么，用更多筆墨寫這個話題能實現什么目標呢？
答：一個1979年的專家小組說：“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全球變暖不會發生，也沒有理由認為變化會很小。”
我們要在某個時候開始行動，如果當時做了，規模經濟就會發揮作用，我們就會習慣一些情況。人們現在似乎對駕駛電動汽車感到安然，而這本來可以早三四十年發生。
但這可能是一個非常枯燥的故事。我想如果人們確實知道這個故事，他們會作出反應。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
問：你寫到“信號和噪音”，以及氣候否認者如何通過制造噪音成功分散注意力。
一位氣候變化否認者說，專業的氣候變化否認者只有25人，但25人可以挫敗全世界的意志。這令人咋舌。
因此，受過教育的人莫名其妙地從1000個科學家里發現一個懷疑氣候變化證據的科學家并且相信了他，而不是其他的999人。如何應對這種局面？
答：讓他們看我的書。我引用約翰·廷德爾的話說：“因為事實不符合我們的口味就忽視它們，這既怯懦又致命。”
問：他們會反駁，“但我的人說……”
答：我想他們不會。當你能向人們表明你的善意被只想賺錢而不關心后果的人濫用，他們會說：“哦，我之前沒意識到這一點。”
如果他們又說，“氣候變化是真的，但不值得花那么多錢”——盡管如此，讓人們承認全球變暖正在發生，這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接下來，我們只需要商量應該花多少錢來處理這個
問題。
“別人會處理的”
問：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話題，但讀這本書感覺你享受你的研究和寫作。你寫道，理查德·尼克松“像一個老年人購買第一張披頭士專輯那樣擁抱了環境問題。不是把這張專輯播放出來聽，而是擺在茶幾上作為自己并不落伍的信號”。
答：我認識的人都不希望讀更多關于全球變暖的書，人們也不向朋友推薦這方面的書，因為讀起來不好玩。我有意識地要為讀者寫一個精彩的故事。就像科恩兄弟的電影：我們在1956年被警告一些事情，我們不停地說“肯定會發生”，但我們什么都沒做。這是喜劇。
問：簡略解釋一下你這本書的題目。
答：有人說，美國有最極端的敵對文化。你一有問題，就會出現兩種對立的觀點，而且人們變得越來越有攻擊性。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大家不是說“我們可以解決這件事情”，而是說“要么是生活著鸚鵡的熱帶叢林，要么是冰屋”。這讓我們沒法解決問題。我們有正確答案，我們讓這個答案通過現代美國的體系以后卻變成了錯誤的答案。
當人們沒有處在彼此支持的關系中，他們就不再去醫院，因為沒有人對他們說：“你這種情況應該去醫院看一看。”人們最糟糕的就是這時候。追溯到卡特的每位總統都是如此。大家都抱著同樣的想法：別人會處理的。
1979年，政客們問：“這一切什么時候會變得很明顯？”他們被告知是40年。于是，他們說“39年都沒問題”。這本書有關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如何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