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瑞士《新蘇黎世報》所做的一項統計，在德國電視一臺每天制作的黃金檔新聞欄目《今日新聞》（Tagesschau）中，氣候已經成為了最頻繁被提及的話題。該項統計顯示，在2019年，氣候話題占據了節目的56%。在隨后的幾年中，除了疫情最為嚴重的2020年，氣候話題穩定地占據了節目內容的50%左右。即便如此，在氣候活動家們看來，全世界對氣候的關注依然不夠。而認為媒體在報道氣候問題上沒有盡責的不僅僅是氣候活動家，一些歐美世界最頂尖的新聞傳播學教授也認為，現在的氣候報道已經“過時”了，氣候報道應該在氣候運動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今日新聞》網站截圖德國圖賓根大學的新聞傳播學教授泡克森（Bernhard P?rksen）認為，古典政治新聞學的理想必須被拋棄，“愚蠢的中立理想從來就沒有什么意義，在危機時刻更是完全錯誤的。”他呼吁一種新的所謂“地球新聞學的報道”。漢堡大學的新聞傳播學教授布呂格曼（Michael Brüggemann）提出了“轉型新聞學”（Transformativer Journalismus）的概念。他認為，在事關氣候危機時，媒體不應該再保持中立，而是應該盡力促進公民意識和行動的改變。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了《法蘭克福匯報》的專欄作家施陶恩（Harald Staun）的認可，“幾乎每個人都想拯救環境，但幾乎沒有人為此做任何事情。這就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記者相信，新聞業迫切需要改變，以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學院中的學者和媒體從業者的態度和觀念的轉變也重塑了歐美主流媒體中的氣候報道。他們完全更改了新聞的屬性，讓它隸屬于一種由特定意識形態推動的“行動主義”（Aktivismus），同時讓“新聞學”變成了“行為心理學”。因此，現在的氣候記者往往更像心理學家，而不是環境專家。2020年，劍橋大學的一個研究風險溝通的小組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循證傳播的五條原則》（Five rules for evidence communication）的文章。他們認為，科學傳播的首要遵循的原則是：“傳達，而非說服”（Inform, not persuade）。媒體業界向“行動主義”的轉向肯定違反了這一原則。本文將簡要探討這種新聞“行動主義”（行為影響）在實際中的應用，以及它所帶來的危害。

氣候報道中的行為影響

在Covid-19流行期間，奧地利薩爾茨堡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沙布斯（Manuel Schabus）曾經對不同年齡段的約4000名德國人做了一次大型的問卷調查。根據隨后的統計分析，他發現受訪者對感染后演變成重癥的風險高估了7至38倍。歐美其它國家也有類似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但是，他的這一研究中還有一個值得人們注意的發現，從公共（主流）媒體獲取信息的人對風險的錯估，比那些從私人（獨立）媒體獲取信息的人高了3倍。也就是說，主流媒體放大了Covid-19對每個人的風險。

“放大風險”被媒體稱為助推（Nudge）。“助推”是一種行為心理學的理論。它是通過對人們的行為框架做細微的改變，使得有利于預期結果的行為和選擇被自動激發出來。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通過媒體“放大風險”的助推，促使人們在行為上變得更為謹慎，更樂于接受政府的各項限制措施。助推在當今的歐美社會中越來越受到政策制定者們的青睞。因為，它可以在懸置不同意識形態支持者對有爭議問題沒完沒了爭論的情況下，迅速改變人們的行為，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們認為，助推可以克服公眾對有爭議的、不受歡迎的政策的抵觸情緒。在英國政府所認可的行為干預的綱領性文件《思維空間》（Mindspace）中提到，“助推”是“改變行為而不改變思想”。

當地時間2023年7月30日，美國加州，莫哈韋國家保護區發生山火，大火已經燒毀了超過7萬英畝的土地。在Covid-19結束之后，“助推”也被順理成章地延用到了對氣候危機的應對之中。英國女專欄作家多茨沃斯（Laura Dodsworth，她在Covid-19期間對英國政府和媒體的“助推”作了最為詳細的調查研究）曾經采訪過實施“助推”的SPI-B成員，“這樣的恐懼宣傳有沒有一個退出機制。”對方的回答是，Covid-19的危機過后還有氣候危機，為什么需要退出。《紐約時報》今年7月的一篇頭版文章的標題《極端天氣，下一個Covid-19》也從側面反映了媒體和政策制定者之間已經對此達成了高度的共識。天空電視臺（Sky）曾委托SPI-B撰寫了一份關于“引導觀眾實現生活方式低碳化”的報告。該報告就節目內容的導向為電視臺提供了原則性的建議：使觀眾盡量不強烈抵觸他們最初不同意的信息。在氣候危機的大框架下，這些“最初不同意”當然指的是對觀眾日常行為的改變，比如，接受素食，少用大排量汽車和少旅行等等這些建議。與報道Covid-19時的情況類似，媒體在實施這些心理學的行為干預理論時，主要向人們提供強烈情感的信息。美國和歐洲的社會科學家對數百篇新聞報道進行了嚴格評估。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記者經常掩蓋單項研究或氣候變化研究中固有的不確定性，忽視報道不同氣候模型提供的不同預測，也沒有在報道中使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制定的謹慎語言來限定氣候變化各種后果的可能性。在報道IPCC的新報告或聯合國峰會等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重大事件時，記者們也傾向于通過強調未來最災難性的氣候變化情景來渲染其重要性，將新科學報告的結論定格在災難性的、引發恐懼的風險上，而不是強調在這些風險面前保護健康或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機會。“地球在燃燒”，“聯合國稱氣候大屠殺即將來臨”，還有天氣預報中隨處可見的深紅色地圖取代了Covid-19期間教堂中被擺滿的棺材，成為了我們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最常看見的報道氣候危機的符號。這些帶有“末日論調”的報道被視為能夠最有效，最快速地使人們過上低碳生活的助推方式。

助推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理論。其實，我們同樣也有更為“古老”的理論來解釋氣候報道中的這種末日論調。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考察個體如何理解其周圍的社會環境和人際互動時，他發現了框架的意義。戈夫曼將框架描述為“解釋圖式”。它使個體能夠“定位、感知、識別和標記問題、事件和主題”。在傳播領域，框架作為演講、廣告和新聞報道的手段，有助于在科學家、記者、決策者和公眾之間提供共同的參考點和意義。上世紀80年代，社會學家加姆森（William Gamson）在公共討論領域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他認為，框架可能有助于確定公民之間的辯論條件，但很少完全決定公眾輿論。相反，作為“框架競賽”的一部分，一種解釋方案可能會因為與大眾文化產生共鳴、符合媒體的敘事或得到精英階層的大力贊助而獲得影響力。從這個角度看，框架不僅是一個認知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和政治過程。對氣候變化的“末日論”的敘述在“框架競賽”中擊敗了其它框架（如“懷疑論框架”）成為了媒體敘述中的主導框架。支持末日論框架的記者、學者和普通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獎勵，而其它框架的支持者會在生活中遭受到懲罰。

另外，認知心理學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們的心理學實驗中應用了框架概念，以此了解個體如何在不確定條件下做出決策。他們發現，不同的信息呈現方式或框架會導致個體截然不同的反應。在以收益/損失（benefit/cost）為框架的實驗中，兩位心理學家觀察到，如果以收益框架進行敘述，那么人們傾向于規避風險；反之，如果以損失框架進行敘述，那么人們傾向于承擔風險。很明顯，當主流媒體以“末日論”方式報道氣候變化問題時，他們使用了“損失框架”。他們告訴人們，氣候變化的結局是世界毀滅，以此敦促人們盡快地改變行為和生活方式，并且接受由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徹底改變所帶來的種種風險。

《啟蒙，就現在》書封媒體無論在使用“助推”，還是求諸“框架”理論時，似乎都基于如下假設，即人們只有在看到危險威脅到自己的生命時才會采取行動，任何更為現實和理性的描述都無助于改變人的行為。然而，事實很可能恰恰相反。哈佛大學教授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著作《啟蒙，就現在》（Enlightenment Now）中提到，“比起被告知全球變暖有多可怕，當人們被告知氣候問題可以通過政策和技術創新來解決時，他們更有可能接受這一事實。”“我們不應該恐懼”

社會現實也印證了平克的看法。氣候危機報道中的“末日論調”正在將社會分為兩派：一派因為恐慌對未來徹底失去信心，他們認為，除非現在不惜一切代價立即對所有社會和文化機制進行徹底改革，否則的話，世界的未來必定走向毀滅；另一派則是對這種劇烈動蕩避而遠之，竭盡全力維持現狀。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并沒有走向健康的中間路線，社會正在自我分裂，大規模的內部沖突正在不斷被醞釀出來。任何一個陷于沖突和分裂之中的社會都是無法面對危機的。本節將進一步討論這種“末日論”或者說“我要你恐懼”的報道對社會、科學和新聞本身的傷害。

1）“末日論”氣候報道會扭曲成本效益比較（Cost–benefit analysis），并且陷入還原論（Reductionism）的困境。在氣候變化的報道中，風險被夸大，意味著最終的收益被無限放大（“拯救地球”）。那么，在面對無限大的收益時，任何成本都可以被接受了。這最終塑造了當下氣候辯論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那些成本高昂，收益完全不確定的干預措施卻被認為是“唯一”的解決危機的方法。比如，去年德國著名的經濟記者赫爾曼（Ulrike Herrmann）出版了《資本主義的終結》（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該書是去年德國的暢銷書，她本人也成為了過去一年德國各類嚴肅電視廣播節目中最受歡迎的嘉賓之一。在書中，赫爾曼指出“綠色”與“增長和繁榮”是不可兼容的。她對未來氣候友好型的綠色經濟的設想是：我們必須接受長期的經濟衰退，必須接受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因為，如果沒有短時間內的技術革命，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綠色能源支持世界的正常運轉的。根據德國最重要的經濟咨詢機構、慕尼黑大學ifo經濟學研究所所長福斯特（Clemens Fuest）教授的計算，德國要真正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可能未來必須承受每年15%左右的經濟衰退。在新聞媒體和氣候活動家對未來氣候災難的預言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氣候變化會帶來經濟崩潰，戰爭，大規模的移民，對資源的搶奪。不過，赫爾曼或者克萊因（Naomi Klein）提出的以經濟衰退來抑制氣候變暖的方案，會先于氣候變化帶來這些社會災難。

劍橋大學的人文地理學教授休姆（Michael Hulme）指出了“赫爾曼們”的最根本問題，即他們訴諸了一種還原論的思想。他認為，與氣候危機相比，不惜一切代價“禁零”（Net Zero）的想法更為危險。因為，這種看法將所有的政治社會的努力都“還原”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上，這樣勢必讓其它維持美好世界的事物都變得非必要，將更廣泛的正義和福祉問題邊緣化。其實，休姆教授所談論的還原論問題最終指向的也是在處理氣候危機時的成本效益失調。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1日，德國柏林，德國活動人士帶“三只猴子”抗議氣候問題。2）這種“恐懼”敘事揭示了埋藏在西方社會中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即對日益絕望和自我毀滅的一種社會反應。恐怖襲擊、冠狀病毒和氣候危機都加深了這種絕望的情緒。處于這種情緒中的人們在面對一個新出現的未知的恐懼對象時，本能地會要求加強控制。比如，氣候活動家們訴諸禁止使用維持生產和生活所需的基本生產資料來減少碳排放，從而度過末日危機。但是，加強控制又會進一步推高恐懼的情緒，恐懼的情緒又會訴諸更強的控制。這樣惡性的螺旋不斷上升加強，直到對社會中大多數人的生理和心理產生毀滅性的打擊。這種“末世論”的恐懼宣傳已經對歐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嚴重的影響，由氣候焦慮所引發的抑郁癥已經成為了心理學界亟待攻克的難題。2021年，一項針對包括美國在內的10個國家16-25歲青少年的研究報告顯示，84%的青少年擔心氣候變化，59%的青少年非常擔心。45%的人聲稱他們因為擔心氣候變化，已經無法正常工作，這就是典型的焦慮癥。主流媒體聲稱，他們的氣候宣傳是為了給子孫后代創造更為了生存環境。他們的這一說法我們現在無法驗證，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經給青年人的健康造成了重創，抑郁癥患者的壽命會相應的減少。首先是媒體而不是氣候使年輕人的生存環境惡化，預期壽命降低。另外，主流媒體在沒有得到受試者同意的情況下，就把所有受眾拖入了一場可能對他們的健康產生巨大影響的心理學實驗之中。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違反紐倫堡法典的（Nuremberg Code）知情同意原則。該原則是所有治療或者醫學實驗的首要原則。主流媒體出于崇高的拯救世界的動機，推動的全新的新聞實踐恰恰是倫理上最可疑的。

3）無論是“恐懼”還是“末日論”的氣候敘事都是新聞報道轉向行動主義的表現。不過，這種新聞的行動主義造成了新聞和科學的兩敗俱傷。在Covid-19大流行病期間，德國出現了非常有意思的“勞特巴赫現象”。勞特巴赫（Karl Lauterbach）是德國現任的衛生部長。Covid-19見證了他從一位不太出名的地方議員、普通的大學教授，變成了德國最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在各家德語媒體出現頻率一度甚至超過了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夫人。媒體認為，勞特巴赫擁有“出色的科學傳達和溝通能力”。不過，事實正好相反。無論是在電視節目還是他本人的推特上，勞特巴赫每天都在犯各種最為低級的科學錯誤，甚至有意歪曲他所引用的科學研究。在大流行病期間，奮力與虛假信息和陰謀論作斗爭的德國主流媒體，為什么會力捧這位傳播錯誤“科學信息”的專家呢？因為，勞特巴赫對科學研究的歪曲甚至捏造，都有利于推動德國媒體所主導的政治議程，即嚴格的行動限制和疫苗接種是走出大流行病的唯一通道。

當地時間2023年6月25日，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布羅肯的森林被極端天氣、樹皮甲蟲的侵擾，變成枯樹林。以“行為改變”為主導的新聞報道最終使“敘事”壓倒了“事實”。根據前慕尼黑大學傳播學教授麥因（Michael Meyen）的看法，大量出現在媒體上的事實核查欄目經常混淆事實和觀點。他們常常將一種特定的觀點包裝成事實。另外，在科學報道中，他們將某些科學家的研究結論當作“事實”去“核查”另一些科學家的研究。他認為，事實核查已經完全背離了它的初衷，成為媒體維持和控制某一套特定敘述的工具。在德語媒體的氣候報道中，“勞特巴赫現象”依然非常的普遍，只是“勞特巴赫”被換成了肯菲爾特（Claudia Kemfert）和拉姆斯托夫（Stefan Rahmstorf）等等。肯菲爾特教授一次次地在媒體上宣稱，可再生能源要比核電更為經濟。不過，無論是從現實（德國居民收到的電費賬單）還是從物理和經濟學理論上來看，她的這些說法都是漏洞百出的。拉姆斯托夫教授則是“臨界點理論”最早的提出人之一，在媒體上反反復復地發出了他的警告信息。為了推動受眾的行為改變，媒體往往選擇那些符合他們政治議程的專家，然后屏蔽掉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專家。根據瑞士蘇黎世大學的新聞傳播學教授舍菲爾（Mike Sch?fer）的研究，大概有96%的專家在這些媒體的討論中被忽視了。通過讓這些被精心挑選過的專家頻繁出現在媒體上，塑造出科學家們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在此，本文暫不討論“科學共識”在歷史上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各種災難，“科學共識”不是“科學”等等這些問題，只想談談“科學共識”的外延在媒體報道中如何被擴大了，以及這與新聞行動主義的關系。在主流媒體中所傳播的氣候變化的科學共識可以大致概括為以下幾點：

A)氣候變化現象是真實存在的；

B)氣候變化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

C)氣候變化會產生負面影響；

D)在未來幾十年內，在不對社會造成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實現全球去碳化是可行的。

對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就會知道，有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之分，也有實然和應然之分。科學只是進行事實判斷或者處理實然問題。在這四個問題中，充其量科學只能回答前兩個問題，即人類活動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科學可能并不能回答：氣候變化會產生負面影響。雖然，科學能夠觀測到那些令人擔憂的氣候現象，比如海平面上升、某些地區的洪水和干旱增加、野火的增多，以及可能出現的更強的颶風。但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化石燃料也使得人類的福祉大幅提高了：人類壽命的延長、食物供應的增加、清潔水供應的增加、貧困的減少、兒童死亡率的降低、許多疾病發生率的降低，人類面對氣候災難的適應性更強了。由此可見，要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做出真正的評估，科學必須從純粹描述性的主張轉向規范性主張。也就是說，科學必須越界。最后，所有人都很關注科學是否能為全球去碳化提供一張明確的路線圖。然而，科學無法明確權衡使用化石燃料的所有成本和收益，也無法計算出最佳的去碳化速度。這種計算涉及技術、經濟、倫理、哲學和道德問題，而這些問題都超出了事實判斷的范疇。能源轉型中的核電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何權衡核能的風險和它對減碳的貢獻就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物理和數學模型力不所逮的。因為，這是一個價值判斷。

當地時間2023年7月14日，德國北威州風力發電場，工人安裝風力渦輪機。德國尋求在2045年前削減排放并實現碳中和。不過，當媒體以“行為改變”為首要任務時，假裝認為科學在C和D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事實上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前者能對人們施加強大的心理影響，后者則能指導人們如何改變他們的行為和生活習慣。當媒體通過援引“科學”為他們的政治議程背書的時候，他們恰恰是反科學的，是對科學的濫用。媒體和科學之間的界限模糊反映了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之間的界限模糊。媒體本應承擔對復雜的價值判斷的討論，然而，他們選擇援引了“科學”，即通過事實判斷的“確定性”取消了價值判斷中的“不確定性”。進而也就取消了價值判斷，以及媒體存在的意義。當科學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媒體上，取代媒體進行價值判斷時，它雖然獲得了更高的知名度，以及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更高的地位，但同時也伴隨著科學迅速的墜落。最終，新聞的行動主義轉向將帶來媒體與科學兩敗俱傷的結局：越來越多的人質疑媒體和科學。“行為改變”還是“拷問式的報道”

2015年，氣候科學家漢森（James Hansen）和16位合作者利用復雜的計算機建模發現，極地冰原的融化速度可能遠遠超過之前的估計。漢森和他的同事警告說，在幾十年內，從波士頓到上海的沿海城市都可能被水淹沒，從而面臨軍事沖突、大規模移民和經濟崩潰的風險。他們將論文投稿給了《大氣化學和物理學》（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雜志。在論文接受同行評審期間，漢森就與一家公關公司合作，將論文分發給了媒體，并且召開了新聞發布會。他向記者表示，他的目的是影響年底舉行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結果。

資深的調查記者雷夫金（Andrew Revkin）在他的個人博客Dot Earth上，對該研究進行了“拷問式的報道”。他將與氣候學家們的郵件通信發布在了博客上。這些專家們對漢森及其同事的假設提出了批評。在他就此所撰寫的兩篇長篇報道中，他不僅報道了研究的具體結果，指出了論文與漢森提供給記者們的材料之間的差異，比如，“海平面的急劇上升很可能在本世紀發生”的說法。另外，雷夫金還在文中講述了漢森“從氣候科學家到氣候活動家”的轉變歷程，分析了他論文背后的個人動機。

在氣候新聞領域，雷夫金是填補平衡報道和拷問式報道空白的先驅人物。他認為，媒體傾向于過度關注支持“熱門”結論的研究進展（比如，全球變暖使得颶風加劇），而對不支持該結論的同等質量的研究視而不見。多種原因導致了這一趨勢：“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機構急于篩選和放大《泰晤士報》編輯們有時稱之為‘頭版理念’的東西。這是很自然的。在科學報道中，這會讓你讀到的東西偏向于更災難性的一面。這通常并不像一些保守派評論家所說的那樣，是由政治議程驅動的。這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

德國的Penny超市將“環境成本”加入到了部分商品的標價中。雖然雷夫金所遵從的“拷問式報道”代表的是古老的新聞學傳統，而德國新聞學者們提出的氣候報道中“轉型新聞學”和“新聞行動學”代表了一種最新的理論趨勢。但是否所有新的趨勢都是好的呢？今年7月底，德國的Penny超市推出了一項特別的活動，將“環境成本”加入到了部分商品的標價中。這使得這些商品的價格幾乎翻了一倍。西德廣播公司（WDR）在Penny采訪了在超市購物的顧客，沒有人支持這樣的活動。由于，沒有獲得所“預期”的采訪結果，WDR的一名主播扮演成顧客接受了采訪。她認為，漲價是好事。因為，通常情況下，你不會去想肉類的標價究竟“是”多少。事后WDR已經承認了，該報道沒有遵守“新聞準則”。德國媒體在“轉型新聞學”或者說“新聞行動主義”的實踐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