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13年華沙氣候會議決議授權，2015年聯合國氣候談判巴黎會議將就2020年后的國際氣候制度達成協議，并為達成協議規劃路線圖。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一直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治理進程，不僅在氣候談判中展現建設性姿態，國內也開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
減排行動。盡管如此，由于經濟、排放總量較大，我國在國際氣候談判的進程中，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壓力產生的原因是對我國參與國際氣候治理角色的界定。根據我國目前經濟、人口、國際分工等現狀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分析，經濟總量將穩步增長，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都還需要約20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基本完成，此間人口仍將緩慢增長，發展中國家定位在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之前不會動搖。然而，一些國家無視我國的發展需求和歷史
排放權益，忽視人均指標水平，僅以經濟、排放、貿易等總量指標，渲染我國的大國責任，希望在國際氣候治理中我國像發達國家那樣承擔減排、提供資金等義務。這種不顧發展權益、不切實際的定位與我國所堅持的發展中國家定位之間，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分歧背后意味著責任和義務的巨大差異。國際氣候談判進程中，我國的定位與被定位的博弈還將持續，“公平”在不同利益的驅使下，也可能產生不公平的解釋。氣候變化是歷史排放導致的環境
問題、每個自然人排放權益均等應該是解釋氣候公平的原點，也是界定各國排放責任的起點。中國通過連續的五年規劃的實施，實現了顯著地減排成果。國際社會尊重中國的發展權益與自身定位，中國才能有能力、有條件為國際氣候治理做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