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基本度過了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階段，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美國的碳關稅主要針對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碳關稅的貿易限制效應將阻礙其他國家高耗能產品進入美國
市場，保護美國制造業的發展，使其不受外來同類商品的損害。
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我國出口的商品中相當一部分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商品。大多數商品憑借價格優勢進入美國市場，企業利潤空間微薄。碳關稅的征收將導致高耗能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下降，貿易量萎縮，這將使我國大多數出口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面臨極大的困難，對中國制造業的地位、產品的出口甚至經濟發展都具有極大的挑戰性。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如果碳關稅全面實施，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制造可能將面臨平均26％的關稅，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由此可見，碳關稅不僅是我國出口企業無法承受之重，也是我國對外貿易實現持續穩定發展的一大障礙。
然而，從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發展低碳經濟是大勢所趨，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順應這樣的潮流。歐美國家啟動碳關稅可能需要兩三年時間，我國政府和企業完全可以在這段時間里做好充分準備，采取有效措施，應對碳關稅的沖擊。具體建議如下：
一、積極推動自主創新，發展低碳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粗放式特點，單位gdp能耗和主要產品能耗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出口產品也以高能耗、低附加值產品為主。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的開發、追求綠色gdp的
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
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所在，而這正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薄弱環節。技術創新需要承擔較高的風險，需要較高的研發經費支持，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設立專項資金，組織專業科研機構進行相關技術的攻關；另一方面要對進行相關技術研究的企業給予優惠信貸支持和稅收減免，激發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強我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cdm機制(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中引入的發達國家締約方為實現其部分溫室氣體減排義務與發展中國家締約方進行項目合作的機制。根據《京都議定書》確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已完成工業革命的發達國家應對全球變暖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因此《京都議定書》只給工業化國家制定了減排任務，但沒有對發展中國家作這個要求。由于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成本是發展中國家的幾倍甚至幾十倍，發達國家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效果的項目可以以較低成本履行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一部分減排義務；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從發達國家獲得資金和技術，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落后，而發達國家卻擁有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豐厚的資金，我們應該充分利用清潔發展機制，與發達國家在清潔能源技術以及
節能減排技術上開展合作，從發達國家獲得風能、水電、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產業化應用的關鍵技術以及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爭取獲得節能減排項目的資金支持，增加清潔能源的供給，降低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減少我國出口產品的溫室氣體排放。
三、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參與
碳排放規則的制定
發達國家工業化起步較早，技術實力雄厚，基本度過了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階段，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碳關稅的征收將不會對發達國家的出口造成很大影響。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其工業化起步較晚，技術實力相對薄弱，碳關稅的征收將提高其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降低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從而阻礙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舉步維艱。中國應該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緊密合作，聯合起來，利用有關國際貿易規則，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貿易大國，應該積極參與到制定國際碳排放量參照標準的國際談判中，發揮發展中大國的協調作用，成為規則的參加者、制定者。每年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為中國應對碳關稅的挑戰提供了良好的談判平臺。中國一方面要在談判中堅持《京都議定書》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以維護中國正當的發展權益；另一方面也要樹立起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不回避自己應承擔的減排義務，使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如果美國征收碳關稅，將導致高耗能產品的世界市場價格下降，貿易量萎縮，高耗能產品出口國遭受凈福利損失。發展低碳經濟是大勢所趨，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順應這樣的潮流。作為一個發展中貿易大國，中國應積極推動自主創新，發展低碳經濟；充分利用cdm機制，爭取節能減排資金和技術；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參與碳排放規則的制定，從而有效應對碳關稅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