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我們時代所有國家共同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減緩和適應堪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可或缺并且緊密關聯的兩個支柱。將減緩和適應整合起來，形成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氣候韌性，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
1、減緩與適應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氣候變化是人類迄今所面臨的影響最深遠也最復雜的全球性危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3月份剛剛通過了“教科書級”的第六次評估《綜合報告》，并逐行批準了其《
政策制定者摘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發布會的視頻致辭中開門見山地指出：“人類正如履薄冰，這層薄冰正在融化，世界必須更快地作出回應。”他進一步警告：“氣候定時炸彈正在滴答作響。”力主將減緩與適應整合起來促進氣候韌性發展的這份權威報告，被視為“拆除這顆氣候定時炸彈的一個指南”，更被當作“人類生存的一個指南”。
減緩與適應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缺一不可且密切關聯的兩個基石。回望歷史，1992年在里約會議上開放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將減緩和適應確立為兩個應對戰略。減緩與適應雖有交疊之處，但兩者目的截然有別。減緩旨在降低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所導致的全球暖化；適應則意在抵御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有效的深度
減排可起到“釜底抽薪”斬斷升溫源頭的作用，有助于降低投資于適應的成本。沒有大幅減排，適應努力恐將變得徒勞無功。但不可否認的是，縱然立刻停止了所有溫室氣體排放，也未必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溫控效果。
在全球氣候治理模式中，減緩和適應恰似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適應雖不能取代雄心勃勃的深度和快速減排，但適應行動有可能避免或最小化當前和未來的損失和損害。為防范極端天氣事件做好應急預案，建立多災害預警系統，植樹造林以及構筑韌性基礎設施等，均能發揮不容小覷的作用。不過，減緩與適應終究不是治本與治標的關系。讓減排先行，為減排讓路，或者一味減排而漠視適應等，顯然都失之偏頗、不合時宜。果斷采取適應行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無可辯駁。
縱覽過去30年，氣候減緩與適應行動之間的失衡由來已久。長期以來，減緩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科學家和實踐者的優先關注和資金支持。各種干預往往主要圍繞
節能減排“做文章”。在國際主流敘事和話語體系中，減緩有時被等同于應對氣候變化，適應則時常被窄化為防災減災——適應的行動空間因而受到了嚴重擠壓。
適應在全球氣候議程中的重要性近年來日漸凸顯。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被公認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一個分水嶺。178個締約方共同簽署的這份國際協議，首次促成各方共同致力于實現本世紀內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較工業化前水平不超過2攝氏度，并努力限制在1.5度以內的宏偉目標。這個全球藍圖還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全球適應目標，即“提高適應能力，增強韌性并降低氣候變化的脆弱性，以期對可持續發展有所貢獻”。盡管姍姍來遲，氣候適應絕不意味著被動地“坐以待斃”或隨波逐流，而是為迎接當下和未來的更大考驗未雨綢繆。因此，里程碑式的《巴黎協定》被譽為“我們與子孫后代以及整個人類大家庭訂下的盟約”。
遏制氣候變化不僅關乎人類的生死存亡，也事關唯一宜居之地球的健康。唯有深度而快速減排才有可能創造一個更安全而可持續的世界。隨著氣候威脅與日俱增，氣候風險的管理已變得更加復雜，也更為困難。災難性的全球暖化，不單對我們這一代尤其是特別脆弱的國家和人口構成威脅，還將對未來世代構成更為嚴峻的挑戰。要“跑贏”氣候變化危機，強有力的適應干預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當務之急。
繼2013年出臺第一個《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22年6月，中國與時俱進與世界聯動，推出了升級版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這標志著我國在“雙碳”行動目標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也揭開了氣候適應治理的新篇章。
2、氣候適應這一支柱緣何長期被忽視
將減緩當作主軸的全球政策路徑沿襲已久。標桿性的《巴黎協定》亦未能從根本上重塑減緩與適應的平衡關系。自巴黎大會以來，一場全球性的
碳中和運動應運而生并日益壯大。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成為當今世界最為緊迫的一個優先目標。相比之下，全球適應行動則呈現差強人意的緩進之勢。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本便是瞄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這個全球目標而建構的。自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減緩確定為第一支柱、適應為第二支柱以來，這一政策導向逐漸固化。換言之，兩者的不對稱，在全球氣候治理蹣跚起步之初就埋下了“伏筆”。不過，放在當時的時代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并不難理解。由于歷史慣性，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不計其數的
節能減排項目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相形之下，氣候適應迄今主要還囿于國際一級自上而下的推動和國家層面的有限回應，大規模的適應行動仍付之闕如。
關于氣候適應的敘事和話語長久充斥著各種迷思和誤解。比如，“傾力于適應會分散對減緩注意力”的論調，在國際發展界和學術界一直頗有
市場。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在其1992年問世的暢銷書《瀕臨失衡的地球》中就認為，專注于適應可能會破壞緩解氣候變化的努力，因為這代表了“我們有能力及時想辦法上的一種懶惰，一種傲慢的信念”。這個假設伴隨時間的推移雖有所弱化，但一直影響都在。可見，對適應缺乏正確的認知和理解，也致使減排的成效大打折扣。
適應作為全球性挑戰尚未成為一個普遍共識。長久以來，減緩被公認為是一項全球性挑戰，適應則被解讀為國家或地區
問題，尤其是脆弱國家和社區面臨的挑戰。適應還時常被貼上發展中國家問題的標簽，特別是與處于氣候變化前線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掛鉤。盡管質疑之聲不絕于耳，但減排有望帶來全球益處，適應僅使地方受益的慣性思維依然根深蒂固。這個論調掩蓋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不論南北抑或貧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幸免于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適應之所以處于下風還因為氣候變化引發災難性后果的滯后性和不確定性。人們總是一廂情愿地將氣候威脅當作遙遠未來的一個威脅，即便各種極端天氣事件變得越發頻繁，潛在和實際的破壞日趨嚴重。由于林林總總的發展需求之間的平衡與競爭，國際和各國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及時將氣候適應當作亟待解決的一個優先事項。因短視或缺乏可持續性意識，有的決策者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銀”為未來避免氣候災難或者保障子孫后代的福祉“埋單”。
氣候適應被淡化的深層次原因還可追溯到全球氣候治理場域中存在的結構性缺陷。眾所周知，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往往也是最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氣候變化第一線掙扎并付出慘痛的代價絕非偶然。再說，在國際氣候舞臺的博弈中，貧弱國家畢竟不占優勢，也缺乏充足的話語權。有影響力的發達國家一直抵制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經濟賠償要求，至今仍缺乏承擔起氣候融資道義責任的強烈政治意愿。
3、尋求全球適應突破已刻不容緩
減緩與適應的長期失衡造成了許多負面后果。毋庸置疑的是，我們不再有機會在減緩與適應之間二選一，適應已經成為每個國家都繞不過去的一個時代課題。提振全球氣候適應的理由和正當性越來越充分。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維度展開分析：
人類迄今所采取的適應行動與不斷升級的氣候風險完全不匹配。環顧今日世界，創紀錄的酷熱和旱情、百年不遇的突發性暴雨和洪水等極端氣候事件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2022年夏季，極端高溫和水旱災情互為疊加，在世界多地同時上演。在巴基斯坦，毀滅性的特大洪水淹沒了全境三分之一的國土，受災者逾3300萬，并吞噬了上千條鮮活的生命。而一些慢發事件的負面影響絕不亞于極端天氣事件，包括海平面持續上升、冰川加速融化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等等。假如說30年前的氣候變化影響只囿于一時一地，那么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通過供應鏈、市場或人口流動等方式，氣候惡變還會溢出國界，對遙遠的國家和地方產生影響。像節能減排一樣，迄今我們所采取的適應行動遠遠不夠。
氣候變化不光是近在咫尺的現實挑戰，也預示了更為嚴峻的未來威脅。縱向來看，眼下的氣候變化及其負面影響與1992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前，全球平均升溫比前工業化水平已高出約1.1攝氏度，氣候變化廣泛而危險的影響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事實上，全球變暖比預期來得更快，“2030年以后，任何一年的全球地表溫度都有50%可能性比工業化前高出1.5攝氏度”。任由這一趨勢發展下去，當代人和未來世代都將不得不吞下更苦澀的惡果。氣候變化的不可逆性注定了全球氣候適應治理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接力賽”。
突如其來的極端天氣事件對社會經濟的重創會拖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及其糟糕影響往往“禍不單行”，有的會引發糧食、能源、水安全乃至公共衛生危機等連鎖反應，進而致使大眾健康、生命和財產蒙受巨大損失。巨大的氣候災難會使人們的生活和生計毀于一旦，一個國家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亦有可能付諸東流。若不能及時有效地管控互相疊加的風險，還會衍生出政治風險和動蕩，留下長久難以平復的“創傷”。這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不讓一個人掉鏈子”的全球愿景顯然背道而馳。
公平而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亟待落實公平正義原則。對全球
碳排放貢獻最小的最脆弱國家，眼下處于氣候危機的前線，也受到了氣候變化的最大沖擊。據世界銀行對189個國家的一項研究，每個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面臨洪水風險，但暴露于洪水風險中的人口中，大約九成（占89%）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全球有約15億人口直接暴露于強洪水風險，逾三分之一為貧困人口。例如，非洲的碳排放微不足道，卻是全球變暖最快的一個大陸。肯尼亞、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非洲之角”三國正深陷旱災泥潭難以自拔。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大陸不會是自然災害引發嚴重人道主義危機的“最后一站”。確保氣候變化不會危及貧窮國家的發展和穩定顯然對全人類都是利好之舉，任何一國“掉鏈子”都會影響到整個地球村。秉持國際合作精神，增強脆弱國家氣候適應能力和韌性，儼然是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出路。
對已知氣候風險越早進行管理，干預的成本就越低，成功的概率也越大。與深重災害帶來的巨大代價相比，適應管理的回報更為可觀。據全球適應委員會的旗艦報告，為天氣和氣候信息服務每投入1美元，就有望產生4到25美元不等的收益。對不斷逼近的風暴或熱浪，只需提前24小時發出預警，就可將隨之而來的損失降低30%。回眸歷史，1970年發生在孟加拉國的博拉颶風奪走了約30萬人的性命。此后，由于加大了預警力度，各地氣候之災奪走的生命已少了許多。
切實可行的適應舉措還可為減排作出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通過協調一致的全球行動，2030年之前“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能為實現2攝氏度全球溫控目標所需的減排作出超過三分之一的貢獻。很多經驗證據表明，將減緩和適應明智整合起來有望實現協同增效效應。不僅如此，適應干預若與《巴黎協定》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有效對接，還能助力消除貧困、保護環境、降低災害風險，性別平等以及促進社會公平等可持續發展目標。
僅從上述幾個維度來考量，提振氣候適應行動信心并增強氣候韌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言自明。
4、氣候適應治理的挑戰與“瓶頸”
在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斷升級的全球氣候變化已構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大威脅。但迄今為止，沒有證據表明人類已為應對全球快速暖化引發的沖擊做好了充分準備。更何況，即便采取了有力的氣候行動，也無法阻擋我們已經以及未來將遭遇的所有損失和損害。
當前，全球氣候適應治理面臨許多挑戰。譬如，如何將全球適應目標可操作化？如何理性地平衡減緩與適應？如何超越全球氣候政治中的南北分歧與博弈，攜手努力將凝聚全球共識的國際議程落到實處？如何整合碎片化的適應干預？如何以包容性方式取代各個利益相關方各自為戰？如何激發私營部門投資于適應的動機和意愿？如何增進廣大民眾的理解和參與？如何增強轉型性適應的緊迫感？如何可持續地提供適應融資與技術支持？所有這些都凸顯了全球氣候適應治理中急需關注的缺陷和“短板”。
全球氣候適應治理最為棘手的一個挑戰莫過于解決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與分配這個關鍵性“瓶頸”。須知，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國家和人口，當前正處于氣候變化與發展方式的十字路口。它們對全球碳排放的貢獻最小，卻不成比例地受到了氣候變化的最大沖擊。尤其是位于氣候變化第一線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弱勢人群備受極端天氣事件帶來的持久旱情、水資源稀少及糧食不安全與匱缺的折磨。據統計，從1991年到2020年，非洲大陸每年約發生50起較大的自然災害，其中洪災數量增加了5倍。亟須及時落實適應舉措的脆弱國家，卻最無能力憑自身財力付諸實踐。經得起時間和氣候考驗的大規模適應干預，比如新建抑或重建韌性基礎設施，既耗時又費力，還需要投入巨資。這勢必會對財政原本就捉襟見肘的貧困國家造成巨大壓力。
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正在擴展并放大橫亙在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急需外來財政支持以滿足其適應需求。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提出財政補償訴求，直到2009年第15屆締約方大會時，對全球升溫負有更大歷史責任的富裕國家才首次承諾，自2020年起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用于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不過遺憾的是，發達國家至今仍未完全兌現承諾。2022年舉行的第27屆締約方大會終于敲定為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損失與損害的新基金，但將其真正落到實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搬除氣候融資這塊“絆腳石”，適應行動將流于空談，也難以“對癥下藥”。
值得注意的是，對氣候適應和富于韌性的全球投資存在著巨大的缺口。聯合國環境署的《2020年適應差距報告》就全球的四大氣候與發展基金做了一個統計分析，全球環境基金、綠色氣候基金、適應基金和國際氣候倡議過去20年投資于氣候變化項目的資金累計共有940億美元，僅120億美元用于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等適應活動。令人擔憂的是，全球氣候適應融資遠遠趕不上適應成本的快速增長。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1年適應差距報告》揭示，發展中國家需要700億美元融資滿足其適應需求。到2030年，將激增為1400至3000億美元，2050年進一步飆升為2800至5000億美元。氣候融資規模和結構上的“軟肋”與不斷升級的氣候危機顯然完全不成正比。難怪，相關國際組織尤其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機構近來頻頻發出強烈信號：適應的資金流應與減緩持平。世界銀行等少數多邊開發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已作出了確保氣候資金的50%用于適應和韌性建設的承諾。
一言以蔽之，我們正邁入不得不適應氣候變化的一個時代。與其被動等待，毋寧主動采取強有力行動構建具有韌性的社會經濟形態，以降低人類和自然系統對氣候影響的脆弱性。為了一個綠色和可持續的未來，各國決策者須不失時機地從全人類和各國利益出發，展示非凡的政治意愿與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