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下午，中國天氣網緊急發布今年第8次沙塵將波及15省區市的新聞。預計10日夜間至11日白天，京津冀將出現明顯沙塵天氣，局部最低能見度或只有1至4公里，并將一直持續到11日午后。10日晚間北京市氣象臺又發布大風黃色預警和沙塵暴黃色預警，并指出受上游沙塵輸送影響，預計10日21時至11日17時，北京有明顯沙塵天氣，大部分地區最低能見度小于1000米。

此次沙塵暴天氣備受矚目的原因，與其出現頻度有關。因為今年以來沙塵天氣過程已有8次，這較常年同期大約5至6次略偏多。而且據氣象部門預計未來幾天還會再有一次沙塵天氣過程出現，沙塵天氣已進入頻繁爆發的時段。上一次如此嚴重的沙塵天氣還要追溯到2021年的3月。那么，這些年屢屢出現的沙塵從何而來？沙塵天氣過程出現的原因何在？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北方沙塵是變多還是減少了呢？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沙塵天氣的起源地是蒙古國南部，這與2021年3月15日北京的嚴重沙塵天氣來源地一致。這樣的判斷極具現實意義，一方面可以打消一部分人對我國三北防護林工程的質疑，另一方面也讓我國沙塵問題變得更為復雜。

一談起治理沙塵，往往想到我國自身的防沙治沙工作與植樹造林工程，這與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國內生態環境建設穩步推進和媒體的大力宣傳有關。但僅僅植樹造林并不能完全做到零沙塵天氣。因為，沙塵天氣的起因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均密切相關，是天-地-人共同作用下的綜合結果。防護林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沙源地的防風固沙方面，面對受上游傳輸作用明顯的沙塵天氣，我們也只能“望林興嘆”。如果沙源地不在本國境內的強大沙塵天氣來襲，我們的防護林只能做到不“助紂為虐”，卻無法完全阻擋沙塵的南下。

從沙塵天氣發生規律來看，4月份本就是北京乃至華北沙塵天氣最多的月份。無論是從過去550年，還是過去150年乃至最近幾十年來看，沙塵天氣最頻繁的月份均是4月。在現有統計結果中，19世紀中葉北京的沙塵天氣26.96%出現在4月，最近幾十年亦是如此。5月和3月不相上下，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所以，未來一個月內仍是北京乃至北方多地沙塵天氣的高度易發期。因此，北方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還要繼續做好持續經歷降塵、揚沙乃至沙塵暴天氣的準備。

同時，此次沙塵天氣出現后，民眾也十分關心是否會影響到南方地區的問題。此次沙塵天氣過程的報道中就特別提到最南可波及到江淮一帶，抵達合肥、南京、上海一線。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主導沙塵的南下范圍呢？據國家氣候中心張德二先生的研究，沙源地的干旱程度會直接影響塵降的南界，在干旱少雨時段降塵地點的南界更加偏南，反之則偏北。歷史上北緯28°，即溫州、湘潭一線是沙塵記錄的南界，此次沙塵天氣南界抵達北緯31°在歷史上看屬于相對常見的現象。

從總體來看在干-冷的氣候條件組合下，沙塵天氣出現的概率會更高。從機制上來解釋，沙塵天氣出現所需的三個條件，即沙塵源、強風和低地表覆蓋率，也均在干-冷條件下更易生成。從歷史上看，公元1000年以來北方半干旱區偏干的時期，諸如1060-1100年，1150-1250年，1450-1550年，1610-1700年以及19世紀中后期，均是北方沙塵天氣頻發的時段。而且，上述時段也是北方極端干旱事件發生概率偏高的時期，這并非偶然與巧合。

根據《翁心存日記》對19世紀中期北京沙塵天氣超乎尋常的詳細記載，楊煜達、成賽男等人的研究發現，當時北京年平均沙塵日達31.36天，遠超今天。將其中保存基本完整的13個年份的沙塵天氣次數與同期北京的降水情況進行相關分析，也發現沙塵天氣日數與上年和當年降水量呈反相關關系。比如1857年因北方發生極端干旱災害，這導致第二年竟爆發多達45次的沙塵天氣。據《中國氣候公報（2022）》的數據，去年夏秋季我國降水較同期偏少，內蒙古西部、新疆大部等地降水量偏少2-8成不等，這可能是造成今年春季沙塵頻發的原因之一。

另外，接連幾年沙源地為蒙古國的事實不得不讓我們拓寬探究的空間。當我們擴大關注的地理空間，分析Nicole K Davi等人通過樹輪重建的蒙古國境內色楞格河1637-1997年凈流量數據，發現《翁心存日記》中記載的沙塵天氣發生最多的1858和1859年，前一年色楞格河的凈流量分別只有88.871和111.55 m3/s，在1637-1997年中屬于極端偏少的年份。與之對比，沙塵天氣發生偏少的1850年，前一年色楞格河的凈流量為193.79 m3/s?？梢?，北京的沙塵天氣次數與蒙古國的干濕情況也存在一定的關系。而且，有研究指出中國北方與蒙古國的干濕變化又與更大范圍內的太平洋海溫變化有著密切關聯，這便讓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北京沙塵天氣成為全球性氣候變化的表現之一。因此，此次北方密集的沙塵暴天氣，給予我們觀察氣候全球化一次不錯的契機。

其實，在前年沙塵天氣肆虐北方的時候，就有生態人類學學者納青給出解讀。他當時就認為沙塵天氣過程的出現不僅與蒙古國的干旱有關，還與蒙古國的礦產開發破壞了原生植被密不可分。如果說氣候的干濕變化是不受我們控制的自然因素，那么，對土地利用和開發的方式則完全是人類自身的選擇了。通過不計后果的資源開發模式，以破壞原生植被為代價來追求經濟總量的提升，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是越來越危險的行為。因為，損害根部發達蒸散量較低的原生植被不僅不利于防沙，而且還會影響到大氣環流，進而加劇當地的氣候異常和干旱化程度，造成惡性循環。更為嚴重的是，這種行為的影響范圍并不局限于一國一地。

這種氣候異?，F象的跨國影響無疑讓我國的防沙治沙工作有了更為重大的世界性意義。作為國家生態修復工作之一的防護林建設所包含的領域其實不只有著名的“三北防護林”，還包括“長江防護林”“沿海防護林”“太行山綠化”等多項工程。就拿占全國沙化土地面積23.7%的內蒙古來說，近幾年每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積1200萬畝，約占全國荒漠化防治任務的40%。毛烏素、渾善達克、科爾沁、呼倫貝爾四大沙地林草蓋度均有提高，部分地區呈現出“荒漠變綠洲”的景象。這是中國卓越的治沙防沙成就，也是對全球沙塵防治工作的巨大貢獻，擔當起了維護世界環境和保障人類發展的大國責任。

從歷史上來看，最近這些年沙塵天氣日數還是有顯著下降的。北京1951-2010年年均各類沙塵天氣的日數為22.18天，2007-2017年間此類天氣的年均日數已降低至4.54天。而北京19世紀中葉的平均沙塵天氣日數可是多達31.36天。但是，從這兩年沙塵天氣再次引起大眾關注的現象來看，防沙治沙并非是我國一國之事，還需他國的共同努力。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諾德豪斯在《氣候賭場》中強調，全球氣候變化的風險表現在“臨界點和突發事件最危險的一個特點是它們無法被預見”?！叭蛲藳鰺帷彪S著世界交往的日益頻繁早已不再是一句空談，我們未來將面臨的氣候風險，已印刻著全球化的屬性。因此，有必要在全球氣候治理工作中加強跨國協作。比如，為防治全球土地荒漠化和干旱化，1996年便生效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就一直致力于在嚴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國家開展減少土地退化和恢復退化土地工作。但最近接連爆發的沙塵天氣，讓我們不得不思考聯合國組織下的公約在他國的具體落實情況，全世界各國都應該也有責任承擔起公約所要求的責任與義務。畢竟，在人類活動造成的氣候變化、土地退化等問題面前，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憑借“搭便車”行為而永遠獨善其身。

總之，此次沙塵天氣將是我們思考氣候全球化的一次重要契機。關心全球，放眼世界，將是我們未來談論身邊氣候現象時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