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新京報零碳研究院2022綠色發展峰會在京召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投資和技術促進辦公室(中國·北京)主任武雅斌發表了題為“數字化與綠色雙轉型推動雙碳目標實現”的主旨演講。

　　他表示，近幾年，全球經歷了歷史罕見的氣候變化，更凸顯綠色轉型的必要性。綠色轉型有幾個關鍵詞，包括國際合作、數字化轉型、全價值鏈和全生命周期、市場工具和行業領軍企業。

　　其中，談到國際合作時，武雅斌表示，發達國家大多已實現碳達峰，中國可以學習和借鑒他們積累的經驗教訓及技術成果，不過目前中國面臨的情況也沒有先例，需要提出減碳的“中國方案”，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蹚出一條新路。具體而言，需要平衡經濟增長和能源減排的關系，更需鼓勵和扶持零碳和減碳技術。此外，中國要出臺相應的支持措施，比如設置過渡期，減少能源轉換和減排對產業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沖擊。

　　談到以市場力量推動綠色發展時，他說道，市場手段的優勢就在于其“雙向調節”功能，優于行政命令的“運動式減碳”。通過市場力量的引導，可以實現從“要我減碳”的行政命令，到“我要減碳”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和自覺行動，有助于建立長效機制。

　　氣候變化帶來挑戰，凸顯綠色轉型必要性

　　近幾年，全球經歷了歷史罕見的氣候變化。武雅斌舉例稱，去年7月，中國塔克拉瑪干沙漠爆發了創紀錄洪水，一夜之間300平方公里的沙漠變成了湖泊；今年7月，科學家在北極圈記錄到了32.5的高溫。今年以來，極端熱浪、干旱和破壞性洪水已經影響了數百萬人，并造成數十億的損失。

　　“有專家預測，今年雖然已經是很多地區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未來10年最涼快的一年，這并非危言聳聽。”他說道。

　　極端天氣反映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更凸顯了綠色轉型的必要性。武雅斌表示，當前，不是綠色能源多了，而是少了；不是綠色轉型快了，而是慢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吁，為了保證實現氣候升溫在1.5的限制內，我們需要在這十年內將全球排放量減少45%。世界各國正在開展一場可再生能源革命。

　　2020年9月，中國正式提出“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并發揮了重要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武雅斌稱。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風、光、水等新能源累計裝機容量均居世界第一；全球50%以上的風電、85%以上光伏設備組件來自中國；中國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累計投資已達到3800億美元，總量居全球第一。

　　國際合作、數字化轉型、市場力量引導等為綠色轉型關鍵

　　武雅斌總結了幾個綠色轉型的關鍵詞，包括國際合作、數字化轉型、全價值鏈和全生命周期、市場工具及行業領軍企業。

　　一是國際合作對實現雙碳目標至關重要。他表示，綠色發展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據國際環保組織“全球足跡網絡”2019年報告，目前人類使用自然資源的速度是地球再生速度的1.75倍，也就是說，按現在的消耗速度，需要1.75個地球才能滿足人類的需求。實現“碳達峰”和實現“碳中和”需要實施的政策及路徑大不相同，發達國家大多已實現碳達峰，中國可以學習和借鑒他們積累的經驗教訓及技術成果。

　　例如德國雖然早在1990年就實現了碳達峰，但長期依賴石化能源的發電模式，導致德國的能源強度居高不下；英國1991年實現碳達峰后，一方面以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作為現代工業戰略的核心，同時出臺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發展低碳技術，培養公民低碳意識；美國2007年實現碳達峰，其減排的兩大關鍵因素是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消費結構優化；日本在2013年實現碳達峰后碳排放量連年降低，到2020年減少了18.2%，但代價是同期的產業活動減少了20.8%，一些日本企業在減排壓力下面臨生存、轉型、發展的困境。

　　武雅斌表示，結合這些國家的路徑可以發現：第一，碳達峰是隨著產業結構轉型而實現的，比如提高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或提高新能源技術的應用等；第二，發達國家基本都是在實現碳達峰后才開始轉型發展，在達峰的過程中并沒有太大減碳的壓力，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它們在后續減碳過程中面臨的壓力和投入的成本都很大；第三，在碳中和過程中需要重視解決經濟增長和能源減排的關系，要保證減排目標不能壓垮企業。

　　“事實上，碳中和不是在真空環境下實現的，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人均GDP僅有1萬美元，而中國目前的人均碳排放量達7噸以上，為減少未來壓力，碳達峰前能夠增加的排放空間非常有限。我們在保持經濟相對較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碳中和目標，這條‘既要’‘也要’之路，縱觀人類歷史，沒有先例。”武雅斌說道。

　　他建議，中國需要平衡經濟增長和能源減排的關系，更需鼓勵和扶持零碳和減碳技術，要出臺相應的支持措施，比如設置過渡期，減少能源轉換和減排對產業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沖擊。同時，還要利用這個機會提出減碳的“中國方案”，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蹚出一條新路。因此，對中國而言，是極大的挑戰，同時也是機遇。

　　二是綠色轉型離不開數字化轉型。當前，綠色轉型與數字化轉型呈現融合發展趨勢。一方面，數字化促進綠色轉型。傳統的產業通過數字化改造，可以針對源頭控制、過程管理、末端治理，提供顛覆性的創新技術解決方案，有助于解決減排過程中最核心難題，即信息不對稱和數據不充分問題，減少經濟影響和減排效果不確定性。另外，數字基礎設施還可以提升企業、政府和整個社會的管理水平，提高效率，加速綠色轉型。另一方面，綠色轉型的目標“倒逼”行業數字化。因此，數字化轉型與綠色轉型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協同發力。

　　三是綠色轉型是全價值鏈、全生命周期的轉型。要開展全價值鏈綠色轉型，規劃產業全生命周期綠色發展路徑。碳中和貫穿全產業鏈和產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研發設計、生產制造、能源消耗、供應鏈上下游、循環利用等。

　　以汽車產業為例，道路交通是僅次于工業和建筑的全球第三大碳排放源，傳統燃油車的最大碳排放來源是使用階段，占據其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70%以上。新能源汽車替代傳統燃油車可以有效改善汽車使用環節的碳排放。2021年，中國電動汽車銷量達到330萬輛，占據全球總銷量的50%左右，但是新能源汽車的動力電池生產環節的高能耗和高碳排問題值得關注。同時，在汽車材料生產與回收環節也有巨大的脫碳潛力，該環節的碳排放2020年占比為18%，這一數字預計將在2040年達到60%，成為汽車全生命周期中最大的碳排放來源。

　　四是以市場力量為主導，推動綠色發展。為帶動和促進行業減碳、直至零碳制造，應充分發揮碳配額市場、碳信用機制和碳邊境調節稅等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尤其是對于有些現階段必需而又無法大幅度減碳的行業，必須應用市場機制來抵扣歸零，將企業的“負外部性內部化”。而市場手段的優勢就在于其“雙向調節”功能，優于行政命令的“運動式減碳”。通過市場力量的引導，可以實現從“要我減碳”的行政命令，到“我要減碳”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和自覺行動，有助于建立長效機制。

　　五是關鍵行業和領軍企業是重中之重。實現綠色轉型，產業是核心。碳排放的關鍵行業包括供給側的能源電力行業，和需求側的工業制造、交通運輸和建筑行業。在中國，這四大“金剛”合計占碳排放總量的94.2%。能源消耗是全球約四分之三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來源。世界氣象組織指出，當前目標是到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但只有在未來八年內翻倍供應低排放電力，才能夠達到這一目標。因此，抓住關鍵行業，充分發揮行業中領軍企業帶頭和示范作用尤為重要。

　　致力于尋找綠色能源技術解決方案，推廣ESG投資

　　聯合國工發組織投資和技術促進辦公室是匯聚科學、技術、投資和創新資源的中心，通過全球論壇、能力建設、投資與技術對接、顧問咨詢、伙伴關系等方式，致力于促進國家間投資、技術和人才的雙向流動。武雅斌介紹稱，未來北京辦公室將主要做好兩方面工作。

　　一是尋找并推廣氫能等綠色能源的技術解決方案。他表示，任何新技術在其發展初期，都會經歷一個風險極大的“死亡谷”階段。在行業規模沒有達到某個數量之前，整個商業鏈條都會虧損，一般商業投資因風險過大而拒絕進入，企業現金流一直為負。只有跨過“死亡谷”，才能迎來井噴式發展，否則就要面臨著失敗。因此，我們致力于識別具有前瞻性、成長性、可持續性的好技術，幫助他們利用可持續投資，來縮短、度過“死亡谷”階段。

　　二是推廣ESG投資，推動綠色發展。本世紀初，聯合國明確提出ESG理念，全面關注企業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三大領域的實踐與成績，強調企業商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在聯合國的大力倡導下，全球機構投資者、證券交易所、監管部門越來越重視將ESG作為評價企業表外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與長期投資價值的重要標準。據統計，2020年，全球總資產管理規模的三分之一是ESG資產，規模逾35萬億美元；今年預計將突破41萬億美元，2025年或將突破50萬億美元。

　　在中國，隨著監管機構和各交易所紛紛出臺信息披露新規，中國上市公司中披露相關信息的公司也在短期內有顯著增加。中國特色的產業扶貧、鄉村振興、共同富裕、“雙碳”目標、“綠色發展”等，都為ESG賦予了新的內涵。未來，將與中國的各類伙伴一道，共同發起“ESG 2.0全球倡議”，推動數字化與“綠色”雙轉型。

　　武雅斌表示，后疫情時代即將到來。當前，世界各國都對深化開展國際合作充滿渴望。如何把發達國家成熟的技術與中國強大的生產制造以及整合能力相結合，從而在龐大的中國市場上進行應用和試錯，進而推廣到潛力無限的、廣闊的發展中國家市場，是國際組織的職責，也需要各界的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