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碳中和目標確立、中國式現代化深入推進，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已發生深刻轉變。為探討碳中和對經濟系統及全球治理體系的影響，12月12日，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世界銀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共同召開“中國實現碳中和的途徑”高級研討會，發布《擁抱綠色發展新范式--中國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來自學界、政府以及業界的近百位嘉賓共同研判碳中和時代下的新發展理論。

據了解，《報告》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格蘭瑟姆研究所所長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紅杉中國投資合伙人李俊峰以及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院長卡梅倫·赫本（Cameron Hepburn）七人專家小組完成，謝春萍、Alex Clark、彭道菊參與撰寫，從傳統發展范式的不可持續危機出發，重新思考和定義發展的目的、發展什么、如何發展，以及發展的全球普適性問題。

《報告》認為，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福祉。需要重新審視基本的價值理論并重構經濟學效用函數，超越狹隘的GDP目標，以反映“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消費者偏好的變化。新的發展內容必須反映對價值的最新理解，這就要求轉變生產和消費系統，最終重塑整個經濟體系。新的發展范式重構人與自然關系，將人類活動置于大自然的邊界之內，考慮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生產要素之間的平衡和互相作用，并認識到這四類資本本身也作為產出對人類福祉具有直接貢獻，同時，強調必須考慮發展模式的全球普適性。

《報告》分析了中國碳中和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機遇和優勢，認為未來40年，中國必須對巨大的經濟存量和增量進行綠色轉型，并需實現協調和平衡，任務艱巨，但碳中和更為中國提供了巨大機遇，碳中和不意味著犧牲經濟增長，相反，可以在許多方面促進增長，尤其是在就業、效率提升和經濟轉型升級等重要領域。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綠色發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從全球范圍看，中國有望從過去40年傳統發展范式的學習者和追趕者成為新發展范式的并跑者和領跑者；未來40年，中國有潛力憑借明確的戰略方向、強勁的儲蓄投資、已有的科技能力等優勢，引領全球轉向綠色發展新范式，主導這一極具吸引力的可持續增長。

《報告》著重提出了碳中和轉型政策制定的五大原則。一是從“范式轉變”的高度和深度制定碳中和政策框架。以新發展理念和“范式轉變”為核心，超越狹隘的節能減排、技術創新和環境保護視角，在更高、更廣和更深刻的層面理解碳中和目標帶來的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制定與碳中和要求內在一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戰略、路徑、制度，以反映對成本、效益、價值和福利等概念的重新定義，探索新的商業模式，重塑整個經濟體系、社會系統、城市和社區。

二是嚴格落實中央“1+N”政策體系，細化目標、政策到位、改革體制和建立新機制。（一）進一步明確碳排放總量目標及其減排路徑，以及明確非化石能源發展總量目標。（二）在落實減排責任和任務時，進一步體現如何在發展和增長中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三）在落實統籌原則時，進一步明確地區間的責任劃分，并建立多目標下（如發展、增長和減排）地方政府減排的有效激勵機制。（四）進一步體現短期和中長期的利益取舍。（五）進一步突出綠色技術和綠色市場在中長期碳中和過程中的作用。（六）進一步構建新型政企關系，新型的政府和市場關系，制定“雙輪驅動”原則的具體政策。

三是強化政府的指導規劃作用，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一）把碳中和承諾轉化為客觀的量化標準和指標，加快建立財政和貨幣政策、金融體系和創新生態等支持系統。（二）在早期引導大規模的碳中和投資。將研發、采購、融資和新市場構建等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深度合作置于新范式轉型的核心位置。（三）推動形成廣泛的碳中和社會共識。

四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一）利用強有力、可預測的碳定價引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轉變其行為模式。（二）建立并完善包括碳排放交易市場、碳金融衍生市場、碳稅和碳抵消市場在內的多維碳價形成機制。以執行成本最小化的原則確立采取碳價形成的方式和組合。（三）政府通過提供目標、指導政策和多重激勵機制，鼓勵市場發揮主導作用。

五是確保安全、協調和平衡的轉型。處理好減污降碳和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群眾正常生活的關系，先立后破，有效應對綠色低碳轉型可能伴隨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有序降碳。

基于碳中和轉型政策的基本原則，《報告》對中國的關鍵經濟部門和系統提出了六項建議。第一是重塑中國能源格局，加強煤炭清潔利用，并逐步降低煤炭消費比重，大力發展新能源。第二是推動交通運輸低碳轉型，通過結構調整促進交通運輸方式低碳化，利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來設計和實施高效的交通運輸系統。第三是加快制造業綠色轉型，采取適當的激勵措施，鼓勵制造企業提高無形生產要素在最終產品價值中的比重，充分利用工業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轉變商業模式，同時避免出現產業“空心化”。第四是加快綠色城鎮化，建設“綠色+智慧”城市和鄉村。第五是重塑人與土地的關系，基于健康膳食標準定義并評估糧食需求和糧食安全問題。第六是促進消費模式的綠色轉變，將可持續消費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

為了實現碳中和，《報告》進一步指出，應在核算體系、金融體系、科技創新體系以及碳中和的管理體制上構建全方位的支撐體系。首先，建立健全碳核算體系；其次，構建世界領先的零碳金融體系；再次，構建綠色科技創新體系；最后，加強碳中和轉型的管理機制，建立協調平衡制度。

在建立零碳金融體系方面，《報告》強調要加快綠色金融向零碳金融全面跨越；構建領先的零碳金融宏觀調控體系，如擴大財政對零碳金融的支持規模，豐富支持工具，明確碳中和下財政和金融協調的長期路徑，實行同碳中和目標一致的結構性貨幣政策等；構建領先的監管和披露管理機制，突破性構建“新巴塞爾零碳資本管理原則”(BIS-ESG)的監管框架，探討符合中國實踐的零碳金融信息披露框架；完善綠色技術投融資創新體制，吸引社會資金廣泛參與；以及構建復合性零碳金融市場生態。

除上述內容外，《報告》還指出，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方面具有引領地位和獨特作用。一是能推動構建全球碳中和治理體系，二是推動構建國際零碳金融體系，三是通過全球合作推動全球碳中和轉型，四是支持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實現綠色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