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數字化手段和現代企業運行機制，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廣泛動員公眾參與消費端碳
減排”，這一多元
碳普惠機制正在成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推進“雙碳”目標實現的中國方案。
正在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二十七次大會（COP27）的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大會期間，這一創新模式被廣泛認可，“甚至有一些國家的參會代表找上門，希望將這一碳普惠機制引入其國家”。
這一機制好在哪里？在COP27“綠色生活，共建共享——倡導公眾參與綠色行動邊會”上，中華環保聯合會副主席杜少中介紹，近年來，低碳消費、生活綠色化越來越受到重視，企業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越來越高。他說，中國是人口大國，雖然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減排行為很微小，但所有人的低碳行動疊加起來，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就會形成相當龐大的減排量。
中科院2021年公布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全社會
碳排放總量中，生產端占47%，消費端占53%。此外，聯合國環境署相關報告也稱，家庭消費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全球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二；從中國碳排放結構來看，26%的能源消費直接用于公眾生活。消費端減排潛力巨大。
“通過把數字與
碳中和融合起來，用數字化促進綠色化、低碳化，就能實現1+1>2的效果。”杜少中說，不僅如此，消費端減排還會反過來促進、引導生產端的減排，給政府的進一步決策提供積極支撐。
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普惠專委會委員、綠普惠聯合創始人孫東杰給記者舉了兩個例子：
今年9月18日，基于綠普惠云打造的
山西省碳普惠平臺——“三晉綠色生活”在“黃河峰會大河
論壇”上發布。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共有9個場景企業接入，帶動超過120萬人踐行低碳。
“我們幫助廣汽豐田打造了車主碳賬本產品——豐云綠動。”孫東杰介紹，借助這一碳賬本，新能源車車主用車所產生的減排量得以量化記錄。車主的減碳與售后服務掛鉤，比如用減排量換機油、抵工時費等。目前已有5.4萬車主加入進來，產生減排量1.5萬噸。
孫東杰介紹，自去年8月25日全國低碳日發布以來，這一多元碳普惠機制為1400萬用戶建立了碳賬本，以量化記錄其減排情況。目前，已有10類減排場景，對接了17個減排應用，以及5個政府客戶、24個企業客戶。累計減排次數3.8億次，產生減排量18萬噸。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各地碳普惠類型多樣，但各有優缺點，直接影響到消費端的減排效果。
在今天（14日）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7媒體交流會”上，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普惠專委會執行主任、綠普惠創始人陶嵐介紹，目前存在的碳普惠主要有三種類型，分別是政府主導（政府主體單一）的碳普惠機制、企業主導（企業主體單一）的碳普惠機制和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多元的碳普惠機制。
她分析說，第一種碳普惠機制的優點是公益性強、公信力高、理論基礎強。但缺點是參與企業少、標準不完善、數字化程度低、公眾感知度低、激勵模式有限（依賴單一的碳
市場或者個別合作企業）。
第二種碳普惠機制的優點是數字化程度高、公眾參與度和感知度高，但缺點是公益性低。企業為自身平臺維護用戶服務，只能記錄企業自身平臺用戶的減排行為，無法實現數據打通。標準不健全，無法實現交易。激勵模式有限（僅依靠企業自身補貼）。
而第三種碳普惠機制主體多元、標準多維、數據互通、激勵多樣，解決了以上兩種碳普惠機制所面臨的
問題。政府、企業形成合力，各參與機構之間互不隸屬、合作共贏，共同推動全民綠色低碳行動。陶嵐表示，多元碳普惠機制是新型的環境治理體系下碳普惠發展的新模式，是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具體體現。
陶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多元碳普惠機制已經得到了中央和多地地方政府的認可，相關
政策文件也都有明確的要求。比如，今年9月，國家網信辦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中明確提出，普及數字化綠色生活方式，推進遠程辦公、在線會議、公共出行、綠色消費的廣泛應用，積極探索多元參與，可持續的碳普惠機制。
今年10月，生態環境部發布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與行動2022年度報告》也肯定了各地政府探索開展創新性自愿減排機制——碳普惠，激勵全社會參與
碳減排。該年度報告還肯定了多家機構推動成立“碳普惠合作網絡”，建立多元社會化參與機制，推動碳普惠更好落地的做法。
陶嵐表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形成綠色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推動綠色消費，這都需要人的綠色低碳行為的現代化。以數字化的方式實現減排場景全覆蓋，形成用戶個人全面的碳賬本，這一模式應廣泛推廣和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