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確定發達國家的氣候歷史責任，是國際氣候公約談判和履約中遇到的一個“
難題”。從其開端來看，全球人為溫室氣體大規模排放從西方工業化開始。因此，人們可以假設大氣層的部分溫室氣體吸收能力已經被早期排放者消耗掉了。從排放持續的時間和“貢獻”來看，從1850年到2002年，發達國家的排放量是發展中國家的3倍多。從現實情況來看，發達國家通過轉移排放降低了自身排放。例如，2012年，當化石燃料從挪威出口時，挪威石油公司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約為5億噸，是挪威境內排放量的11倍多。據此，西方國家不僅必須承擔氣候歷史責任，而且應該承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責任。但是，它們拒絕承擔歷史責任。其理由是：一是早期排放者對溫室氣體和溫室效應一無所知。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基于無知的反對歷史責任的論點。二是承擔氣候歷史責任的主體不明確。如今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代價的機構并不總是像國家這樣的實體，它們不可能對過去的大多數排放負有責任。這種拒絕承擔氣候歷史責任的態度，就是鮮明的氣候帝國主義的態度。2021年11月13日，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格拉斯哥大會（COP26）較為順利地達成了《格拉斯哥氣候協議》，但是，發達國家對適應、資金、技術支持等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關切并未給予充分回應。因此，COP26的成果不盡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