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式上來看，國際氣候公約是通過協商達成的全球氣候治理的基本規范，反映了氣候治理的全球共識。但從實質來看，氣候公約是以一種非線性和歷史特定的方式發展起來的。現在，氣候公約依賴于私人融資和市場機制。即使如此，美國也沒有始終如一地加入國際氣候公約，而是不斷地搖擺和反復。盡管克林頓政府簽署了《京都議定書》，但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義務”為借口，小布什政府拒絕批準該議定書。盡管奧巴馬政府促進國際社會達成《協定》，并將批準文書交存聯合國，但是，以傷害美國經濟為借口，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該協定。特朗普將否認氣候變暖、種族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有害地結合在一起，其對內目的是想利用那些遭受失業和貧困打擊的工人的絕望情緒以獲得其選票，對外目的是重新確立美國對中東等國際關鍵戰略地區的霸權控制。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之后，宣布美國重返《協定》。這有利于盡快落實《協定》，但也有可能成為美國操縱氣候議程和國際秩序的一種手段。從表面上來看，美國對待國際氣候公約的態度出爾反爾；但從實質來看，美國的立場始終如一：維護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尤其是石化資本家的利益。這是影響國際氣候公約的最大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