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具有長期性，氣候政策也需要一致性和穩定性。中國始終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反觀美國，其兩黨政治極化使民主黨政府的氣候政策往往被共和黨人延緩甚至逆轉，不僅降低了國內氣候政策效果，也大大削弱了美國在國際氣候治理進程中的有效性與延續性。當前，美國高失業率導致供應鏈危機，通脹指數節節攀升，新冠疫情反復打壓經濟，兩黨政治極化一如既往，民主黨內部矛盾不斷激化且連任前景堪憂，難以確保美國可以完整、持續地履行其氣候責任和義務。未來，美國國內氣候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更加突出，影響中美氣候競合態勢。

（一）政黨交替

     美國政府的氣候立場與政治意識形態高度掛鉤，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充斥著黨派的不妥協和分裂，導致美國在國際氣候治理中立場的搖擺和不可持續性。從本世紀初美國時任總統布什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到 2017 年 6 月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美國共和黨執政后對于全球重要氣候協議的兩次退出都讓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走上了與當時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大相徑庭的道路（王克、夏侯沁蕊，2017；Heath，2021）。

     就當前形勢而言，拜登上任以來政績不佳，支持率持續走低，民主黨內矛盾不斷激化，2021年11月弗吉尼亞州長選舉中民主黨的失利讓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的前景并不明朗，拜登連任的可能性也不容樂觀（謝韜，2021）。盡管拜登政府上任當天重返《巴黎協定》，并在《格拉斯哥聯合宣言》中強調與中國共同推動《巴黎協定》的落實，然而下一屆美國政府若由共和黨領導，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是否會再次“開倒車”仍具有不確定性。

     因此，在當前中美氣候外交關系尚未穩定，合作細節尚未明確的情況下，中國要時刻警惕美國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對其在氣候變化相關國際承諾履行過程中的不利影響，及時跟進美國政策動向，提前研判，把握好中美氣候合作的主動權。

（二）政治權利分散

     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下，推動氣候新政的實現需要拜登及其領導的聯邦政府與國會兩院、最高法院態度一致，從而將總統令轉化為聯邦法律。目前，美國國會并未通過關鍵氣候法案，拜登的氣候宏圖受到司法部門的掣肘，可能會面臨因政黨輪換而功虧一簣的風險（常杰中等，2020）。2022年2月，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法院禁止聯邦機構使用目前的“碳排放社會成本”估算方法，這一決定不僅讓拜登政府無法對碳污染制定更高的價格，且嚴重阻礙了拜登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等能源相關政策進展。

     此外，在拜登領導的美國聯邦政府內部也出現了政策的不協調性。拜登在《應對氣候變化行政命令》中要求聯邦政府機構用車應全面采購美國生產的電動汽車和其他零排放汽 車。但美國郵政總局作為聯邦政府的獨立機構，在2021年2月的采購中，總計5~16.5萬輛新 型郵政投遞車中僅約10%直接采購電動汽車，這一舉措重挫美國交通部門脫碳進程。 

（三）民主黨內分歧加劇 

      拜登氣候政策不僅遭到共和黨的強烈反對，民主黨內部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的分歧也讓 拜登政府的氣候計劃一再被擱置。2021 年 12 月，拜登政府 1.9 萬億美元“重建美好法案” （Build Back Better）受到民主黨參議員曼欽的反對，重挫立法進程（CNN，2021a）。 

      目前，拜登政府及民主黨內激進派正努力推動已被大幅削減的“重建美好法案”（CNN， 2021b），民主黨在參議院僅具有微弱優勢，只有保持黨內完全統一，才能保證預算協調法案順 利通過。然而，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曼欽近期卻屢次反對，迫使拜登剔除了1230億美元的清 潔電力項目，支出規模雖已大幅縮減至1.75萬億美元，但隨后卻因為兒童稅收抵免政策而無法落地（CNN，202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