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確，“雙碳”的“碳”是人為排放或者人為移除的碳。在應對氣候變化范疇，“碳”既表示二氧化碳，也表示“溫室氣體”，當表示溫室氣體排放量時，將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作為1并以此為基準對溫室氣體進行折算，其排放量單位為“二氧化碳當量”或“碳當量”。《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條定義中明確，“氣候變化”是指除在類似時期內所觀測的氣候的自然變化之外，由于直接或間接的人類活動改變了地球大氣的組成而造成的氣候變化。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專業報告，“碳中和”是指在規定時期內人為二氧化碳移除與人為二氧化碳排放相抵消，實現二氧化碳的凈零排放。可見應對氣候變化要解決的是“人類活動”“人為”造成的影響。眾所周知，當人們燃燒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時就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向大氣中累積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全球年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由工業化前的278ppm（1ppm為百萬分之一），到2019年升高到410ppm。

其次要明確，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才是硬道理。人為通過植樹造林增加森林蓄積量或者直接從空氣中捕獲二氧化碳并將其埋存起來不再排放到大氣中等碳匯移除措施與二氧化碳排放相比較，在我國只占10%左右，要實現碳中和，大幅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才是硬道理，才能使碳匯措施移除的量與少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抵消。可見，風電、光伏、核能、水電等非化石能源發電，雖然不直接移除碳，但其降碳的功能及效果可以通過替代化石能源減少碳排放展現出來。

再次要明確，對二氧化碳采取控制措施要基于科學基礎。從理論上講，二氧化硫等常規污染物對環境質量的影響與其排放源位置、排放方式、排放持續時間有直接關系，所以必須就地治理或者在滿足環境質量前提下小范圍進行排污交易；而二氧化碳排放源不論在什么地方、以何種方式排放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基本相同。這一特性，使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最終要體現在總量減少上，總量性質決定了可以在更大空間范圍內配置能源（如全球能源互聯網）以減碳排放，以及推進全國甚至世界范圍內碳排放權交易體現減排效益。由于溫室氣體控制的主體是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個體，且可以通過改變人的生活方式為碳減排作貢獻，所以在具體核算一個主體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某一產品碳足跡時，要考慮空間邊界、資產邊界、管理邊界、直接排放（燃燒化石燃料排放或工業過程排放等）、間接排放（生產或服務過程中所消耗的中間產品中隱含的間接碳排放）、碳排放權交易等影響因素，而權威科學的核算方法是做好“雙碳”工作的基礎。進一步講，二氧化碳雖然是人為排放溫室氣體的主要及代表性物質，但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氮化硫、三氟化氮等溫室氣體也是受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公約約束排放的溫室氣體。因此，IPCC的定義中，除“碳中和”外還有“溫室氣體中和”“氣候中性”等概念。

根據我國2014年向聯合國提交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能源活動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部經濟活動的溫室氣體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重約為72%和87%，可見能源活動是碳排放的重中之重。初步分析，2020年能源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概是99億噸，占碳排放總量的85%以上，電力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碳排放總量的42%左右，工業、建筑、交通、其他方面各占30%、15%、12%、1%。由此可以看出，電力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最大，要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發展低碳電力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是實現碳中和的決定性措施，也是關鍵所在。

我國的能源消費中一直以煤炭為主，盡管比例不斷下降，但2020年煤炭的消費量仍然占56.8%，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的消費量比例在不斷地提高，現在占比達到24.3%。另外，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約75%，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約43%。一次能源轉化為電能的比重，發電用煤占煤炭的比重，電能占終端能源消費的比重，這三個指標都是正向指標，在我國都在不斷地提高，可以說潛力仍然很大。從歷史和現實來看，發達國家的煤炭大概90%多都用于發電了，我國占比是55%。當然，我國的煤炭用途還有很多，它不光是作為能源，還能作為原材料等。電能占終端能源消費比重，我國已經達到26%左右，這個指標與發達國家是基本持平的，甚至是比發達國家比重還要高。主要原因當然是我們清潔能源消費的比重在提高。還有一個很主要的事實就是，發達國家的終端能源消費里面，天然氣的比重很高，比起我們國家幾乎要高近20個百分點，我們現在大概天然氣消費占6%左右，這也是我們終端能源里面電能占比高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我國在新能源發電領域發展成效巨大。從2005年和2010年前后開始，我國分別大力發展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到2020年末，全國的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2億千瓦，其中煤電10.8億千瓦、水電3.7億千瓦、核電0.5億千瓦，煤電裝機容量和發電量比重比2010年分別下降18和15個百分點。到2021年10月底，可再生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已經達到10.02億千瓦，比2015年年底實現翻番，占全國發電裝機容量的比重達到43.5%，比2015年年底提高10.2個百分點。其中風電、太陽能發電和生物質發電裝機分別達到2.99億千瓦、2.82億千瓦和3534萬千瓦，均持續保持世界第一。

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其中“美麗”的內涵必然包含了碳的標準，也可以說一個高碳甚至中碳的國家不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因此，中國的發展必然是在2030年前碳排放達到峰值之后，由高碳向中碳、再向低碳過渡，當實現了現代化強國之后，再奮斗10年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社會，之后進一步發展形成負碳社會。這種以碳減少為特征的過程與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是一脈相承的，也可以說是一體多面的表述，新的有關碳達峰及碳中和的承諾，進一步明確了中國低碳的進程和程度，是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深化和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對于碳中和這個世紀難題，以現在全人類的智慧和中國的實際情況，難以對40年之后中國碳中和情況做出百分百的肯定判斷。事實上，不論世界上哪個國家提出了什么承諾，從本質上講都是有條件的和具有一定不確定性的。不論從主觀認識還是從歷史上看，中國定是竭盡全力、更愿意提前而不是推遲實現碳中和目標。再從世界范圍看，全世界對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已經形成了共識，隨著《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等要求以及IPCC等機構的研究不斷深入，盡快實現碳中和目標必將成為大多數國家的自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