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cer的前世今生

中國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原指根據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經其備案并在國家注冊登記系統中登記的溫室氣體自愿減排量。CCER可以由承擔強制減排任務的企業購買用來抵消其減排義務，也可以在金融市場上進行抵押、轉讓和開發衍生品。

CCER是企業履約時對配額的補充，為實現碳市場總量控制目標，在配額之外不應產生大量的其他碳資產供給，所以一般CCER抵消企業排放會設定在一個較小的比例，如企業配額的5%。CCER能參與交易的體量雖小，但提供了碳市場與非控排企業（減排企業）的激勵接口，對于促進廣大中小企業、個人減排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但是，2017年3月，發改委公告因CCER管理施行中存在著CCER交易量小、個別項目不夠規范等問題，因此暫緩受理CCER方法學、項目、減排量及備案的申請。

（二）問題叢生，重啟存疑

隨著全國碳排放權市場的開市，相配套的CCER重啟受到廣泛關注，由于CCER機制對于減排行為（項目）賦予一部分資產，實質上形成一種補貼，對于增強新能源、電能替代、碳匯等行業收益預期有明顯的效果。從2021年初開始，生態環境部門以及各環境交易所多次放出信號，CCER最快可能在2021年底或2022年初完成。但時至今日，CCER重啟計劃和相對應的規則尚未有確切消息傳出，年內重啟落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實際上，CCER重啟之前，要解決的問題仍眾多，僅列舉幾項：

1.支持項目類型存在爭議。

由于CCER設置的抵消比例較小，當前各方傾向比例約5%（第一個履約期既有CCER也按照該比例進行抵消）。未來全國碳市場擴容至八大控排行業后，按照5%的比例粗算，年CCER需求約3.5-4億噸，依照2021年CCER價格，將形成150億規模的交易市場。但分散到各個減排領域，蛋糕顯得非常有限。對于廣受關注的新能源行業，即便進入CCER支持范疇，按照當前減排因子，4億噸CCER僅夠支撐5000億千瓦時電力。

而更符合絕對減排的森林碳匯，每年也能產生3億噸或更多CCER，很多機構對于林業碳匯潛力預測已遠超4億噸的額度。其他如能效提升、電能替代和甲烷利用等項目，每年也能開發出大量的CCER。而CCER供給過多，將會造成價格下降明顯，這就需要進行取舍，選擇減排效果最佳的行業加以支持。如果CCER項目都是負碳項目，就可以放松抵消比例限制，在碳排放和碳匯之間進行整體平衡。

2.當前存在的方法學混亂，很多已不適用行業發展實際情況。

截至2017年，已形成各類方法學十二批202項，整體來看包括生產工藝改造、可再生能源替代、能效提升、廢氣回收利用、減少溫室氣體使用等能產生減排的項目或行為，顆粒度具體到某一項降碳技術特定場景的應用：如水泥等行業熟料生產增加無過程排放的添加劑、單循環轉為聯合循環發電、污水處理中改善流程降低排放、建筑住宅樓應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均可算作一項方法學。

梳理下來，方法學方面的問題包括：1.重復嚴重，不完全統計僅可再生能源發電相關的就超過7-8項，照明節能超過6項，生物質替代、甲烷利用等均超過10項；2.很大一部分方法學應用于電廠、建材、石化等企業內部工藝改造，由于這類型企業大部分會納入碳排放權市場，減排效果已反映在最終排放的降低上；3.隨著各行業環保要求趨嚴，原來采用的行業排放基準值已大大降低，很多工藝流程改進已在各行業標準生產中體現；4.計量困難，各方法學是具體減排技術在非常細節的場景應用，具體減排效果通過近似計算居多，且均是基于基準值的減排量，基準值確定很難，所以計量很難做到精確。

3.監管與執行困難。

由于CCER資產對于項目是額外收益，具有一定補貼性質，其利益驅動性強；而技術層面相對于原基準的減碳量的計算本就基于較多假設，細分場景的眾多及專業性超出了核查人員的能力。類似我國合同能源管理項目，也是參照基準值進行節能量計算，雖然節能量相對減排量更容易測量、計算，但仍然帶來眾多的數據造假和騙補的問題，以至于合同能源管理補貼黯然出局。如果CCER減排資產的確定仍保留如此大的復雜性和人為裁量空間，其最終結果可想而知。

筆者認為CCER重啟之前，至少要做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支持范圍縮小且更加精確，盡量支持具有絕對減排效果的碳匯項目。二是自上而下從嚴形成方法學，對于同類原理的項目形成統一方法學，做到規范、公允、標準統一，易于執行和監督，盡量減少人為操作空間。三是CCER資產具有較強的補貼和金融屬性，碳市場主管部門和財政、金融、能源主管部門之間，達成一致意見，共同推動施行。

（三）CCER重啟延后對新能源行業影響有限

對于新能源，CCER的缺席影響有限。雖然CCER是減排企業與碳市場的接口，以實現碳價更大范圍傳導，促進減排行業發展。但仍存在其他碳價傳導機制，綠電就是重要的一項。新能源綠色價值的體現可以通過開發CCER資產即體現在資產側，但由于前文分析的CCER支持空間有限且容易形成折價；而通過企業購買綠電（綠證），在實際減排核算中進行扣除，即在負債側直接體現，能夠更加公允，且不受抵消空間限制，不會造成折價，更適合正在大規模發展的新能源等可再生能源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