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在減排領域扮演了先鋒角色，在環保氛圍濃厚且綠黨在歐盟及成員國民眾支持度極高的情況下，歐盟率先提出205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在德國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國任期于2020年12月結束前，歐盟成員國同意將2030年的氣候減排目標提高到比1990年至少減少55%，這一目標也成為“歐洲綠色協議”的一部分。歐盟委員會還提出以《歐洲氣候法》為核心的立法建議，確保成員國能夠迅速實施。但經過各種測算，歐盟委員會意識到根據現階段基準情景，距離實現這兩個目標仍有很大差距，必須調整現行氣候政策框架才能保障目標實現，于是2021年7月歐盟又重磅發布包括能源、建筑、工業及交通等在內的12項更為積極的系列舉措——“減碳55”一攬子計劃（Fit for 55 Package）。不過歐盟“熱情”的治理姿態與行動遭遇了這個寒冬的能源危機，天然氣與電價漲幅均超過歷史最高記錄，同時天氣原因導致可再生能源供應不穩定，烏克蘭危機又為未來的能源安全投下了更多陰影。能源供應問題不僅加重了民眾的負擔，也加劇了歐盟內部對自身能源安全的憂慮。

與“先行者”歐洲具備較完善的制度建設與經濟和民眾基礎的情況不同，中國的能源結構仍高度依賴煤炭等化石能源，如何協同經濟增長和減排是擺在面前的現實難題。在實現雙碳目標的政策體系建立之初，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完善從中央到地方、從總體到行業自上而下的減排路徑設計。同時也需要各方加強對減排緊迫性和必要性的認識，正如2022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要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看待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意義，這不是別人讓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的事。

盡管起點不同，中歐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卻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與困難。例如，歐洲剛剛遭受了極端天氣帶來的電力需求飆升和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發電供給不穩定之間矛盾突出的問題；中國也在構建新型電力系統過程中，出現可再生能源電力供需不平衡以及局部地區“拉閘限電”的問題。因此在間歇波動的可再生能源在電網中占比逐步提升的同時，如何保障電力系統的持續穩定性，是中國和歐洲都要解決的問題。此外，歐洲各國能源稟賦不盡相同，轉型速度快慢不一，很難一蹴而就；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資源差異大，經濟水平參差不齊，轉型路徑也不能一概而論。另外，盡管歐洲在能源轉型的道路上起步較早，但獨自承擔技術創新困難重重且成本高昂，更不用說其復雜的外部邊界和與鄰國“糾纏不清”的政治關系可能存在的干擾。

因此，中歐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存在既可以互相補充，又需要相互借鑒的情況，全球氣候治理絕不可能“一家獨大”。在共同摸索與合作中取得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共贏模式，成為中歐當下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最優選擇，其中合作平衡點應該更多聚焦于“求同存異”，即排除現階段無法談判協商的議題，優先設定如貿易倡議和新技術發展等在內的國際合作事項，繼續深化已有合作機制，通過包括儲能和能源數字化在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與技術、電力市場和綠色金融等更具體的能源轉型項目，啟動意義深遠的快速去碳化，既要科學合理“淘汰” 化石能源，也要繼續堅定發展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