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場運營看似只關乎企業利益，實則不然，每個人都身在其中。從企業的生產端來看，當企業碳配額不能滿足生產需要時，就要從碳市場購買碳排放權，導致成本增加、盈利縮水，進而通過抬高產品價格或減少產品產量等方式將增加的成本轉移給社會，使得碳減排成本由全社會共同承擔。

　　碳排放權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碳資產，需明確其無形資產的屬性。碳排放權是碳市場的交易載體，在作為一項權利的同時，也對應著履約義務。碳排放權區別于其他一般資產的顯著特征是，政府可以掌控發放的碳排放權數量，即碳配額總量可控。企業碳減排在增加成本時，無論直接還是間接傳導，都會將增加的成本轉移給社會。

　　例如，當煤電企業因購買碳排放權增加運營成本時，將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提高電價。為防止煤電企業成本倒掛，我國近日啟動了煤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即煤電交易電價上下浮動范圍由分別不超過10%、15%調整為原則上均不超過20%。因此，煤電企業購買碳排放權增加的成本將能通過電價調整轉移給工商業用戶。同時，此次煤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明確，居民、農業用電保持現行價格不變，因此，不少觀點認為發電成本增加不會影響普通居民。其實不然，工商業用戶電價上漲后，企業將增加生產成本并轉移到產品和服務中，在無形中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

　　政府可通過優化碳配額分配來普惠民眾。政府在初次分配碳配額時采取拍賣的方式獲得收益，可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幫助低收入群體應對企業碳減排帶來的成本轉移。同時，政府可以分配一定比例的碳配額用于鼓勵新技術等研發，促進產業升級。如加拿大將拍賣碳配額的財政收入返還給各省、地區，用于支持地方財政，并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返還民眾。

　　嚴控碳配額。碳配額的稀缺程度決定了碳市場的交易價格，目前政府根據企業的排放數據并按照標桿法初步分配碳配額。使用標桿法分配碳配額能有效避免祖父法“鞭打快牛”的缺陷，但對數據質量的要求極高。如果收集的碳排放數據大于實際，發放的碳配額過多，將起不到減排作用；如果收集的碳排放數據小于實際，發放的碳配額過少，將影響經濟發展。因此，碳配額分配決定了碳市場的運營成效。

　　具體到我國，可在碳配額分配數據的基礎上，結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混合方式，進一步完善數據收集，及時優化碳配額分配。目前市場上的碳配額較寬松，應適當收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