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憲法將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國家義務，對相關規定進行適當解釋可以作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間接依據。在1978年憲法中就寫入環境保護。2018年修正憲法，在序言中加入了“生態文明”，涵蓋綠色發展的“新發展理念”和“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豐富了憲法中與生態環境有緊密關聯的內容。上述內容與憲法總綱中的第9條、第26條和第89條共同構成了我國環境保護的憲法規范，也推動了我國憲法從“環境憲法”到“生態憲法”的轉型和躍進。[5]

在法律層面，以與應對氣候變化目標關聯的緊密程度為標準，我國現有的應對氣候變化法律和規范性文件可分為四類。其一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性法律：以污染防治法體系和生態保護法體系中的立法為主，前者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其中《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2款規定了“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實施協同控制”；后者包括森林法、草原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其中《森林法》第一條將“調節氣候”作為立法目的之一。其二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專門性規范：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議》《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等，中央層面的專門立法仍存在空白，正在由政策向法律漸次轉化。其三是能源法體系中的單行法：節能減排方面，如節約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可再生能源方面，如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等。其四是關聯法律中的準備，如可促進落實綠色技術開發和轉讓的專利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氣象法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