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復》中提到，下一步，財政部將繼續通過現有資金渠道加大投入力度，并強化監督指導，推動地方科學規范安排資金，切實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更好地支持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財稅政策的科學統籌正是趙錫軍強調的重點內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制定財稅政策對地方發展不均衡進行平衡和調整。

以能源為例，能源企業大量地分布于中西部地區，交通運輸、建筑建造等產業也有相當一部分比例集中在中西部，這意味著地方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對相關產業的依賴度要更高于中東部地區。如果加大財稅層面對于這些產業的約束和控制，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影響程度更大，不僅可能加劇發展的不平衡，還可能進一步影響相關地區的轉型進程。

“我們現在還上線了全國碳市場，中西部需要付出一定成本購買排放配額，而能夠‘省出’配額的中東部地區則能從碳交易中獲取一定利潤，這個過程可能會把中西部地區的部分收入轉移到東部地區，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趙錫軍表示。

樊軼俠認為，應全面清理與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不相適應的政策內容，取消或降低對化石燃料能源補貼等，也是科學統籌工作的重點內容。

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并減少對化石能源的補貼都可以增強可再生能源的競爭力、促進能源轉型，我國中央財政也一直在積極支持可再生能源發電，并且在2006年至2015年的6次電價調整中，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補貼標準。

但是，直接補貼在短時間內很難解決風電光伏價格高、不穩定等問題，還衍生出非理性投資、消納難、資金鏈緊張、補貼拖欠等問題，甚至一些光伏行業民企出現甩賣光伏電站的現象。今年3月，國家發改委聯合財政部、中央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國家能源局發文針對補貼拖欠問題采取措施，以緩解可再生能源企業困難，促進可再生能源良性發展。

在趙錫軍看來，針對某些行業采取補貼政策時不能只單獨看該行業的情況，還應評估其上下游的發展狀況，因為政策不僅會對單個行業產生作用，也會拉動其上下游。“比如光伏產業，單獨看的確是清潔的，但是太陽能電池板生產過程卻是高耗能高排放的，那么通過補貼引導前端生產使用光伏發電，一方面能夠減排，另一方面還能實現一定量的電力消納。簡言之，就是在項目評估時，不僅要考慮發電過程，還要考慮是否促進了煤電使用的減少，促進了排放。”

有專家提出，可以通過整合現有環境保護稅、成品油消費稅、煤資源稅等研究開征碳稅。

實際上，碳稅并不是新鮮事物，早在1990年，波蘭和芬蘭就開始對碳排放進行收費，這兩國也成了世界上最早建立碳稅制度的國家。之后的兩年內，瑞典、挪威、丹麥等歐洲國家先后建立起碳稅制度。到2020年底，全球共有32個碳稅機制上線，共覆蓋超過3億噸碳排放，約占5.6%的全球總排放量。

碳稅和碳市場是兩種較為成熟的碳定價機制，碳市場的運作原則是“總量控制與交易”，碳稅指的則是直接由政府設定稅率，碳稅所覆蓋的企業必須為其排放的每噸二氧化碳按照該稅值繳納碳稅。

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專家此前曾撰文分析稱，財政部可考慮與相關部門一起，研究出臺碳稅政策或類似機制的可行性，更好地通過碳定價機制激勵各行業加快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合理的碳稅制度應具備科學、適當的碳價與覆蓋率，并應對碳稅收入實行專款專用，專門用于低碳科技發展與項目投資建設。

趙錫軍認為，目前在技術層面，通過用電量或用能量收取碳稅不難實現，但一定要通過核算核查碳排放量以及能源類型來確定征稅的標準。此外，“推動稅法機制需要立法部門通過，這還需要一個推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