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進：“雙碳”目標并不是要求每個地區、每個行業乃至每個企業都要在規定的時點實現，但浙江等部分地區搶先表態，一些企業率先明確時點，殊為難得。

2020年，浙江GDP為64613億元，常駐人口6457萬人，用電量為4830億千瓦時，其規模已經超過歐洲的大部分國家。歐洲各國特別是幾個大國的碳中和時間都設定在2045-2050年間，相比較而言，浙江的方案比較超前，意圖通過全面系統的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實現攻關、創新、推廣和廣泛應用，在可再生能源、儲能、氫能，特別是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方面，率先取得重大突破。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持續關注，例如，未來10年浙江能源需求量預估，逐年的低碳能源替代比例、來源與成本，CCUS逐年數量、比例和成本；如果10年間技術突破低于甚至遠低于預期有何替代辦法；當經濟發展及保障民生等與“雙碳”目標發生沖突時，如何排序和取舍等，都應該有相應的預案。

由此也可以總結出，各地在制定“雙碳”規劃時，要以科學論證為基礎，首要考慮的是當地是否擁有低碳資源，拋開資源談能源低碳轉型就是紙上談兵。以當前最成熟、占比最高的低碳能源水電為例，我國水力資源主要集中在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瀾滄江、烏江、長江上游、南盤江、紅水河、黃河上游、湘西、閩浙贛、東北、黃河北干流以及怒江等流域，西南與華南地區水力發電總量占比超過四分之三，而三北地區（東北、華北和西北）不具備大規模開發水電的條件。每個地方都發展可再生能源是不可行的，投入產出比相差甚遠，東部省份人口稠密，土地成本高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也不能承擔主要供給責任。資源是有限的，運費也需要考慮。

其次，還要考慮低碳能源替代的現實可行性。如果本地區確有一定數量的低碳能源資源，那么這些資源是否能被高效開發出來，需要多少資本，何種技術，多長時間，能否平穩對接并替代高碳能源的有序退出？這些都需要仔細測算和規劃。反之，如果本地沒有足夠的或者幾乎沒有低碳能源資源，必須從外地區甚至國外引進，那么不確定因素將會增加，經濟性會更加不可控。過去，我國一些地區強制推行過冬季供暖“煤改電”和“煤改氣”，幾乎是“一窩蜂”、“一刀切”，又恰巧碰到氣源緊張，氣價暴漲，電力供應不足，不少地方受到嚴重影響。

推進“雙碳”目標，不管是本地供給還是區域外購入，安全性和經濟性是否得到保障是基本前提。具體的判斷依據是，低碳能源的替代是否能保證終端用能充足，而且總體成本不高于現有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