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場和碳交易，是依托于政治體制和能源治理體制改革而生的減排工具。碳對中國帶來最大的紅利，是通過一個可比性全球統一的數字，打破不同部門間決策的旋轉門——這是碳市場未來最大的政策紅利所在。

以往，發電企業的經營就是進行標準化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用戶也相對唯一；未來，配額將作為發電企業與地方政府合作的“籌碼”，通過碳預算、碳資產管理等手段建立碳治理體系，幫助地方政府實現“雙碳”目標。如果企業能夠幫地方政府解決排放空間的問題，換來的收益將不僅僅是碳配額變現的收益；發電企業的身份也隨著綠色的數字化，數字的資產化，資產的證券化，以及產業鏈的貫通發生重大轉變。

一方面，碳市場與碳交易作為碳資產運營管理的一種工具，需要與企業自身所在區域內未來的能源項目和項目排碳空間相結合，并進行通盤考慮，梳理出企業在區域內的排放源和負碳技術，幫助地方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這是企業掌握主動性的重要切入點。另一方面，碳配額是企業未來在碳市場中的壓艙石，既可以通過金融方式獲利，也可以通過碳排放的空間換來新的項目。其中，通過搭建平臺對地區碳排放與配額進行整合，將成為企業占據主動，實現從“賣碳翁”到“管碳公”轉型的關鍵。

此外，碳作為由政府認定的第三方信用，在開展節能服務等綜合能源服務時，碳減排量將成為合同要素中重要的認定標的物之一，對履約雙方進行約束；實現以“碳”為媒介，消除綜合能源服務中信用不對等的問題。同時，碳與綜合能源服務是天然的盟友，發電企業可以通過多能互補的技術優勢和融資成本低的資金優勢，提供與碳減排相關的整套解決方案，實現綜合能源服務更大維度上的業務延伸。

目前，我國的碳市場與國際碳市場最大的不同在于配額分發的總量設置。當前我國的碳市場總量，是自下而上根據納入碳交易試點企業的排放量加總進行設置。已運行多年的歐洲的碳市場，則是根據國家既定的碳排放總量和下降的比率，進行“有總量”的交易，因此，它是有對手盤的，碳價也是根據供需波動的。未來我國的碳市場一旦進行了總量設置之后，會跟各省的排放空間掛鉤，碳配額的稀缺性也會隨之顯現。因此，現在沒有交易對手方，并不代表未來沒有對手方，企業未必急于進行碳配額的變現。

同時，對于企業來說，碳交易本身要與企業不同的文化、主營業務和管理機制進行匹配。隨著未來碳市場總量的確定，按照我國的治理體系，企業的發展空間和客戶空間很大程度是與各省的減排考核目標相“綁定”。現在，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企業都在積極布局涉碳業務。對于企業，特別是發電企業來說，要圍繞著發展過程中的潛在客戶，以及客戶的潛在需求，把企業自身的發展融入到國家、地方的減排過程中去，并把握好短期、中期、長期的發展節點，進行人才架構的重建。

事實上，無論是碳減排還是碳交易，都是政策目標帶來的需求，其一定是遵循先TO G，再TO B或TO C的過程。因此，制度和思維方式的創新在實現“雙碳”目標的過程中尤為重要。

在制度層面，首先需要進行碳預算制的創新。目前即將實施的碳排放評價體系還不足以覆蓋碳排放的周期管理，急需通過建立從前期到中期，再到后期的全生命周期碳預算體系，讓企業清楚排放值、替代值和后續預期。其次，制定統一的排放單位——“標碳”。通過模型和方法學制定的統一排放單位，可以有效將綠色電力進行區分，凸顯綠電的隱性價值，適應未來地方“綠色招商”的需求。

在履約層面，可通過“飛地”聯合履約模式創新，在不同地區間實現碳排放總量的統籌管理。一方面，企業在其中可通過碳資產管理等手段獲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國家降低不同地區間的碳減排成本。最后，在交易手段和形式創新方面，借助互聯網平臺思維，通過在地方打造“碳工場”和“碳超市”，為用戶提供與碳相關的多種服務和一攬子服務清單，逐步實現碳圈的平臺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