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5月31日，由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主辦，綠色創(chuàng)新發(fā)展中心（iGDP）協(xié)辦的“碳中和是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新引擎”研討會在京召開。會議就碳中和對中國能源轉型和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推動作用、對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改善提高，以及對國際低碳綠色合作的促進等議題展開了探討和交流。本期刊發(fā)的是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的主題發(fā)言。

發(fā)言精華

我是做宏觀經濟研究的，所以今天我會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談一談碳價的問題，即碳定價在實現綠色轉型、碳中和中的作用和含義。

首先，對于綠色轉型、碳減排和碳中和，國內外都有很多爭議，比如碳排放危害真的那么大嗎？我們真的需要付出這么大的經濟代價來實現碳中和嗎？我自己在研究過程中，被一個理由說服了：雖然我們不知道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多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的危害有多大，但二氧化碳排放是有長期累積效應的。如果碳排放真有很大危害，等到未來想改變它時，就太遲了。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實際上是為子孫后代買一個巨資保險。

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可以接受多大的經濟損失作為碳減排的代價？在碳排放問題上，正常的市場機制難以發(fā)揮作用，因為碳排放具有外部性，這給碳定價帶來很大挑戰(zhàn)。外部性是指某一項經濟活動，收益是自己的，帶來的損害卻由社會承擔。這意味著個體沒有動力做碳減排。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影響整個世界，沒有國際協(xié)作，要糾正這樣的外部性很困難。第二個外部性帶來的挑戰(zhàn)在于二氧化碳對氣候的影響是會持續(xù)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事情，而人類社會作為一個集體，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關心子孫后代的利益。

這兩點意味著靠個體、某個國家、某族群的道德或集體意識來糾正外部性會很艱難，為此我們要給二氧化碳排放定價，某一項經濟活動要排放二氧化碳，就要付出相應的價格。

在傳統(tǒng)主流經濟學分析里，碳價格是用貨幣衡量的一噸二氧化碳排放幾十年后所帶來的危害。但它的定價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碳排放未來的危害性是不確定的。二是我們把幾十年以后的危害和今天一噸碳減排付出的代價做比較，實際是在做成本-收益分析，將未來減少碳排放的收益折算成當前的價格。這涉及到貼現的利率問題，利率越高，折現價格就越低。但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貼現利率是不一樣的，這造成對碳價的巨大爭議，也導致了國際協(xié)同的困難。

以碳的社會成本估算為例，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2018年諾貝爾獎得主Nordhaus估算的碳排放價格是37美元/噸，而另一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著名氣候經濟學家Stern估算的碳排放價格是266美元/噸。有如此大差別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所用的利率不同。

過去幾十年，氣候、碳排放問題在政策領域一直難以形成共識，但這一狀況在過去兩年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現在各國的碳中和目標已經確定，當前的問題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實現目標，即進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在目標明確的成本-有效性分析中，碳價格的概念和成本-收益分析中碳的社會成本是不一樣的，這里碳價格更貼近綠色溢價，即清潔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我們要促進碳減排，就應該降低綠色溢價，這樣經濟主體才有動力從化石能源轉向清潔能源。

降低綠色溢價基本上包含三個路徑：

技術進步，降低清潔能源的成本；

制定碳的價格、增加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碳價格本身也會引導技術進步，只是技術進步也有外部性，光靠碳價格引導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

社會治理。碳排放與很多理念、文化、價值觀、生活習慣、城市規(guī)劃設計、基礎設施設計都有關系，所以涉及到社會治理問題，包括綠色標準制定、監(jiān)管等等。

以上就是現在的三個降低綠色溢價的途徑，更具體來說：

首先，綠色溢價是比碳價更好的政策分析工具和操作工具。一方面，綠色溢價的政策含義范圍更廣，不僅僅是提高化石能源的價格還包括公共投入促進技術進步、綠色標準建立等等。

另一方面，綠色溢價更具可操作性，由遠及近地討論碳排放的社會成本極具爭議性，但綠色溢價從當前看未來的目標，更有操作性。

再有，若要市場發(fā)揮作用，碳價格必須一致，而綠色溢價是可以有行業(yè)差異的。

從技術進步來講，清潔能源和化石能源不同，化石能源是自然稟賦，而清潔能源是制造業(yè)。制造業(yè)有規(guī)模效應，這在中國光伏、風電設備造價上體現非常明顯，隨著裝機容量的增加，單位成本快速下降。中國是制造業(yè)大國，這使得從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對中國尤其有利。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國可能變?yōu)橐粋€能源出口國，出口的是利用太陽能、風能的發(fā)電設備。

中國綠色能源指數從2015年到現在快速下降，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從不同行業(yè)的排放占比看，排放最大的是電力行業(yè)，而電力行業(yè)綠色溢價現在已經在20%以內了。未來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最大的技術進步可能就來源于電力行業(yè)。因此，我們要盡可能把所有經濟活動電氣化，然后實現利用清潔能源發(fā)電。當然，像建材水泥、航空燃油等因為特殊技術原因，不能電氣化，那就要靠其他技術，比如碳捕捉、碳封存、氫能等。

碳價執(zhí)行層面有兩個形式：碳稅和碳市場。它們效果類似，但機制不一樣。一個碳減排量的確定性較大，但價格波動也大；另一個價格穩(wěn)定，但減排量的可控性比較差。從交易成本來講，因為稅收征收機制比較成熟，碳稅交易成本相對低一點，而碳交易市場交易機制的建立、完善成本都比較高。當然，稅收也有它的問題，開征新的稅種面臨社會阻力。總的來講，我們不能偏廢，碳稅和碳市場都要發(fā)揮作用。

在未來實現碳減排過程中，綠色溢價，包括碳交易市場、碳稅，可能又會帶來三個挑戰(zhàn)：

第一個挑戰(zhàn)，平衡全局和局部。排放是全局性問題，污染是區(qū)域性問題，全國統(tǒng)一的碳交易市場可能會導致碳排放向某一個地區(qū)集中。中國北方對化石能源依賴很強，由此可能導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氣污染更嚴重。

第二個挑戰(zhàn)，效率和公平。山西、內蒙、陜西等北方地區(qū)的稅收高度依賴采礦、電力行業(yè)，未來幾十年，這些省會經歷很痛苦的綠色轉型過程，因為過去的產業(yè)怎么轉型，怎么樣提供新的就業(yè)機會和經濟增長來源等，都需要公共政策，尤其是財政轉移支付的支持。

第三個挑戰(zhàn)，國際協(xié)作。各國發(fā)展階段不同，碳價格可能是不一樣的，現在發(fā)達經濟體如果要求發(fā)展中經濟體碳價格與其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如果碳價格要真正有效發(fā)揮作用，就必須一樣。在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問題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但國家間沒有財政轉移支付，且經濟運行機制、實現碳減排的手段、方法、路徑不同，這給國際協(xié)作帶來挑戰(zhàn)。

文章整理/馬越  編輯/韓迪  攝影/何嘉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