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正生：碳達峰碳中和“30.60”目標時間緊、任務重，成為中國制定政策時的硬約束，對經濟有深遠影響。從中長期看，“30.60”目標將滋生出百萬億級的投資需求，推動中國經濟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但短期內也會帶來低碳轉型風險，包括資產擱淺成本較高、高碳行業融資問題等，需要采取政策積極應對。

資產擱淺方面，中國碳排放的主力是煤，煤電領域的轉型風險不容小覷。2020年全球除中國外煤電裝機容量凈退出17230MW，而中國凈增加29762MW。此外中國煤電設備整體偏“年輕”，2020年中國運行中的煤電設備使用年限在10年以內的產能占比46%、20年以內的占比89%，而全球除中國外20年以下的煤電設備產能僅占45%。“30.60”目標約束下，一些使用年限較短的煤電設備需要退出，中國煤電領域的資產擱淺問題較全球其他國家更為嚴峻。據牛津大學和華北電力大學估計，中國煤電擱淺資產規模或達到30,860-72,010億元。

高碳行業融資方面，低碳政策會改變它們的收入和成本水平，把宏觀經濟和行業層面的影響進一步轉化到微觀企業財務指標上，從而影響到它們的融資能力，而一旦這些企業再融資受限，信用風險有可能向為其提供融資業務的金融機構傳導。

以電力行業為例，其具有重資產屬性，2019年中國上市火電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65.1%，所在的證監會行業分類一級行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資產負債率為63.9%，在證監會一級分類中排第五，屬于較高杠桿運營的行業。高杠桿使得它們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較弱，根據中國工商銀行2016年公布的《環境因素對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火電行業在輕度、中度、重度壓力情景下， 評級在AA 級（含）以上企業的信用等級向下遷移率分別達到68%、75%、81%，承受氣候風險壓力的能力較弱。這份報告同時也指出，環保標準提高將對火電行業產生結構性影響，尤其是對中小型企業形成較為明顯的財務壓力。

宏觀政策在應對低碳轉型風險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貨幣政策方面，一是應通過開展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和完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增強金融體系的轉型風險管理能力。二是調動金融資源，包括研究是否需要降低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建立有效運轉的碳排放交易市場、強化碳市場的金融屬性等。財政政策方面，一是更加關注高耗能產業、地區的轉型風險和社會公平問題。二是加強相關支出的預算整合，加強中期預算規劃同碳中和戰略的對接。三是從新能源核心技術補貼、綠色基建、公共研發投入、綠色公共采購等方面提供一攬子財政支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