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一詞源于世界銀行2008年發布的《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適應：世界銀行投資中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2017年，大自然保護協會（TNC）等15個機構的研究表明，Nbs可為實現《巴黎協定》制定的2℃目標貢獻30%的減排量。2019年，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Nbs被列入加快全球氣候行動的九大領域之一，并設立全球NbS聯盟。

　　近兩年全球多發的極端天氣、森林大火等現象，以及全球推動碳中和的趨勢，讓Nbs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根據牛津大學Nathalie Seddon 等人2020年發表的論文，Nbs對氣候變化的作用可大致分為三類：降低在氣候風險下的暴露，例如抵御侵蝕和風化、維持較干燥和氣候較極端區域的自然資源；降低氣候敏感度，例如通過強化和多樣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抵御氣候沖擊；支撐氣候適應潛能，例如為治理轉型和賦能提供條件。

　　科學界的共識是：修復退化的森林生態系統并增加森林面積，是迄今為止從大氣中移除碳的最具潛力的方式。與基于工程學的碳捕集和儲存相比，設計和施行良好的NbS能夠同時提供一系列復雜而珍貴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Nbs的確是達到碳中和、應對氣候危機的重要助力。但是，Nbs的運用會有多種限制。人類活動排放的巨量溫室氣體，絕大部分不能靠自然生態系統去吸納。

　　森林種植面積和土地面積有限，全球可開發和利用的碳補償額度也有限。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東亞地區項目副總監袁瑛對《財經》記者表示，只依靠Nbs不能解決全部甚至大部分的減碳任務。擺脫能源系統和經濟增長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才是碳中和的重中之重。

　　綠色植物是碳匯，也是碳源。潘家華說，綠色植物屬于氣候中性碳，它們會從大氣中吸收二氧化碳，但它們的生命體終究要死亡，最后又回到了大氣，不可能永遠是碳匯。

　　Nbs涵蓋范圍極廣且包含很多變量，存在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綠色和平東亞地區森林與海洋項目經理潘文婧告訴《財經》記者，不同的Nbs方案實施效果差異顯著，從保護未受侵擾的自然生態系統，到恢復自然生態系統功能，再到創建新的人工管理的綠地，其作用和意義不可同日而語。此外，不同方案在設計和執行的過程中，由于當地社區的參與程度不同，其惠益對象的收益也不盡不同。例如，一場火災就有可能讓原本吸附二氧化碳的森林，變成排放二氧化碳的負碳資源。

　　國際氣候與土地利用聯盟項目副主任Christina McCain博士認認為，從全球來看，實施Nbs主要有三大挑戰：

　　一是需要時間來影響政策，并且制定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二是要多部門協同合作，包括財政、農業、環境等多個部門的政策制定者。

　　三是需要長期的財力支持，Nbs項目往往周期長、見效慢，且其自然生態保護價值容易被忽視。

　　因此，一般情況下，企業在制定碳中和實施方案時，利用Nbs達到的減碳比例不應高于50%。一些過度依賴Nbs的公司遭到了環保界的質疑，例如，美國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和國際航空集團（International Airlines Group）因宣稱其利用Nbs達到減排的比例分別達到50%和90%，被環保組織指責沒有減排的誠意。

　　森林等生態系統通過植被和土壤吸收、儲存碳的能力不是無限的。自然資源部國土整治中心羅明等人發表的文章稱，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隨著植被和土壤碳庫的飽和，凈碳吸收逐漸降低至零。積累的碳也面臨因干旱、火災、病蟲害或不可持續的管理而發生逆轉的風險。在選擇NbS方案時，要做到因地制宜——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濕則濕，宜荒則荒，不應追求短期內固碳效益最大化而采用單一樹種或外來速生樹種大規模造林。在長遠來看，這會產生不可逆轉的嚴重后果。

　　以環境正義為度量標準，過于依賴Nbs還存在一系列社會風險。潘文婧表示，地球上的土地和空間有限，且已經被人類充分利用，一些貌似是荒野的區域往往是邊緣群體賴以生存的家園。如果這樣的土地被用于植樹造林，為大企業和高消耗人群提供碳抵消，不僅會造成對實質性減排的掠奪性拖延、對向清潔能源轉型形成障礙，更會摧毀環境正義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