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指出，在碳中和約束條件下，有兩個方面的任務格外緊迫。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巨量投資需求。

 

多項研究認為，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30·60”目標需要的投資規模在100萬億元以上。易綱在上述論壇上也指出，各方面有不少測算，規模級別都是百萬億人民幣。

 

清華大學牽頭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報告測算，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統需新增投資約138萬億元，超過每年GDP的2.5%。如此巨量規模投資，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只占10%左右，其他依賴于社會資本。

 

“未來，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必然需要借助金融的手段來實現。近年來，中國發行的綠色債券的體量都居于世界前列。”劉鋒對《財經》記者表示：“在碳中和涉及的各個領域，金融的發展反而是超前的。”

 

2020年末，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12萬億元（約合2萬億美元），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約8000億元（約合12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

 

另據CBI統計，在綠色債券累計發行規模方面，2019年全球綠色債券同比2018年增加51%，發行量前三名國家為美國（513億美元），中國（313億美元），法國（201億美元）。

 

但在中國信貸300多萬億元的總體規模中，綠色信貸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硬約束下，大量高碳行業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減碳路徑。周誠君指出，大量的資金缺口其實來自于轉型資金。

 

“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轉型和改造資金，僅靠現有的綠色金融遠遠不夠。”周誠君說，綠色金融有國際共識和嚴格標準，所以是剛性的，各方必須遵守。很多行業，如鋼鐵行業，面臨巨大的轉型投資需求，但不符合綠色金融標準。我們可以發展轉型金融去支持此類行業，因為轉型金融允許投資到高碳、高環境影響的行業，但是需要制定一個清晰的減碳、轉型路徑，并持續、嚴格地開展環境披露信息。轉型金融的意義就是大大拓展了金融行業對于環境和氣候友好型項目的支持力度，它未必是綠色的，但符合轉型要求，有益于改善生態環境、減緩氣候變化。

 

從融資主體構成來看，中國綠色金融95%的融資量來自銀行，這與中國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相關。以中國每年100萬億的GDP總量對比，投資率大約在40%水平。上述監管人士認為，市場并不缺乏供給綠色金融的資金，問題在于投資回報率如何。

 

那么如何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開展綠色投資？

 

該人士認為，一個比較好的措施是有效降低金融機構的財務費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金融機構風險權重。目前，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約合12萬億元，如果將風險權重降低一半，理論上就可以將綠色貸款規模最大拓展到24萬億元。

 

據《財經》記者了解，調整綠色金融資產風險權重的內容已經寫入人民銀行相關文件，但這項措施實施難度較大，還需監管部門達成共識。出于風險控制考慮，若在全國推行存在困難，有參與討論者建議，在六個國家級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先行試點。

 

此外，多項激勵措施已經進入探討階段，包括降低綠色不良資產容忍度、開展綠色資產證券化業務、鼓勵金融機構開發ESG產品；且不排除未來人民銀行會同監管部門出臺綠色金融評級或者環境與氣候風險評級等，根據評級給予獎懲。

 

此前，人民銀行曾將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后來考慮到貨幣政策目標不宜過多，暫停將綠色信貸業績納入MPA。但隨著新目標下綠色金融政策體系的進一步完備，激勵措施的力度和可行性勢必強化。

 

國際機構的一項調查則提供了一個相對樂觀的前景，渣打集團在去年針對全球300家最大的投資公司的調研中發現， 53%投資于新興市場的機構將中國列為重點投資市場，而根據其近期的《可持續投資評估》，目前高達90％的高凈值投資者對可持續投資感興趣，其中42％的人考慮在未來三年內將其15％的資金用于可持續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