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碳稅增加了企業和家庭的負擔也是不爭的事實。實施碳稅之后，澳大利亞鋼鐵、有色金屬等行業部分小企業的倒閉，大型企業產能向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轉移。同時，由于上游能源企業具有較強的價格轉導能力，導致居民能源支出上升、生活成本增加，CPI面臨較大壓力。然而這不是碳稅廢止的關鍵。據報導，實施碳稅之后，2012年澳大利亞的碳排放量只比上一年降低了0.2%，大部份降幅都來自電力領域，對清潔能源的需求增長導致對電力需求的下降，工業污染有所降低，但其它領域的碳排放量則在上升。可見，碳稅的減排效果不佳才是問題的關鍵，僅以負擔增加就否定一種稅是不科學的，一種稅的存廢取決于成本和收益權衡的結果，而不是單純的負擔增加。

事實上，碳稅的減排效果具有不確定性。碳稅的征收，會改變排放者的成本，因此會引導排放者行為的調整。不過，這種行為調整的方向并不確定。具體而言，在開征碳稅的情況下，排放者可以有幾種不同的選擇，一是降低產量；二是采用新技術，在維持既有生產規模的情況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三是通過提高產品價格，將新增成本轉嫁給下游消費者。

在上述幾種選擇中，第一種和第二種會有助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降低，但在第三種情況下，碳稅的實施只有財政增收作用，并不能對排放行為形成約束，碳稅成想本大部分被最終消費者所承擔。由這幾點來看，碳稅在降低碳排放上的效果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排放者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價格彈性越高，意味著排放者越難將碳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減排效果也越明顯，反之，碳稅成本將被轉嫁，減排效果將被弱化。這一特征，也為碳稅所適用的產業范圍設定了一個約束。

雖然碳稅的減排效果具有不確定性，但還是值得肯定的，至少比不采取任何措施好得多。能源咨詢公司Pitt & Sherry近日表示，取消碳稅后，澳大利亞過去兩個月來的排放增幅相當于年增長0.8%，廢止碳稅令澳大利亞排放量回升。這表明，征收碳稅可能是不恰當的，但不采取任何措施是絕不可行的，設計出一種合理的減排制度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