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問題具有全球外部性，需要在國與國之間的協同應對，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是關鍵。理論上講，在全球范圍內實行統一的碳價，不管什么地方，成本低的領域先減排，總體的減排效率是最高的。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力度較大，因為收入較低的消費者負擔碳消費的能力較低，由此導致的經濟損失可以通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支付來彌補。

　　但現實中，效率和公平很難平衡。對低收入國家來講，碳減排對消費的邊際影響大，而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難以實現，在短期降低貧困比減緩氣候問題更重要。工業革命以來，大部分碳排放來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來講，能源貧困是經濟貧困和發展不平等的一個重要體現。另一方面，如果低收入國家重復發達國家過去的發展路徑，對資源尤其能源的需求在全球范圍來講是不可持續的。

　　如何看待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和競爭？兩個方面的價格差異有重要含義。首先、收入水平差異使得發展中國家碳減排的價格彈性系數較大，即同一水平的碳價帶來的減排量較高，意味發展中國家的碳價應該比發達國家低。但碳價的差別也容易導致高排放的行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帶來碳泄漏問題。作為應對，一些發達國家在討論對進口商品征收邊境調節稅，但多高水平是合理的，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容易變成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

　　第二、發展中國家的利率比發達國家高。較高的貼現率意味著改善未來氣候的正面影響的折現值較低，對新興市場來講資金使用的其他領域有較高的回報率，需要在碳減排和其他投資之間平衡。同時，較高的利率意味金融發揮作用的空間更大，需要資金從高收入流向低收入國家。這是國際層面的綠色金融問題，糾正市場失靈需要雙邊和多邊合作，其中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參與可以降低有關投資項目的風險，促進私人部門的投資。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中的國際合作與競爭必將對全球治理體系產生重大影響。如何建立一個比巴黎協議約束力強的機制是一個挑戰。二戰后形成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需要在新形勢下改進治理機制。中國作為一個大型經濟體，本身實現碳中和是全球應對氣候問題的重要一環，也需要在新的國際治理體系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

　　由于自然稟賦的原因，中國在化石能源上處于劣勢，但作為制造業大國，數字經濟大國，中國在清潔能源方面有潛在競爭優勢。國際間的同伴壓力（peer pressure）將逐漸使得每個國家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趨同，碳減排是大勢所趨，這對中國來講不僅是挑戰，也有先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