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達成了到21世紀末將地球溫度的變化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的政治共識,并提出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和路線圖,即到2050年全球由于化石能源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1990年減少50%,并要求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為發展中國家做出表率,到2050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80%~85%。據此,1997年《京都議定書》達成,制定了1990—2020年發達國家減排三項行動,即發達國家內部的自行減排、聯合減排與發展中國家幫助發達國家減排的清潔發展機制和具體目標:2020年要比1990年平均減排20%。雖然美國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干擾了《京都議定書》的實施,但是總體而言,發達國家減排的努力還是展示了其效果。歐盟2019年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了23%,美國將其減排目標修正為與2005年相比較減排17%,到2019年減排已經達到15.5%。2015年達成、2016年生效的《巴黎協定》改變了《京都議定書》發達國家率先減排的制度安排,要求所有締約方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兩項原則自愿減排,都要按照21世紀末要把全球的溫升較工業化初期的變化控制在不超過2攝氏度,并為將其控制在1.5攝氏度而努力的要求,提交自己面向2030年國家自主貢獻的強化目標并制定面向21世紀中葉的國家低排放戰略。

雖然全球各個方面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的理解有很多差異,甚至不少陰謀論者對其充滿懷疑,但是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推動了全球能源的低碳轉型。全球能源轉型的兩駕馬車,一個是提高能源效率,另一個是發展可再生能源。

從OECD國家來看,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頒布27年以來,基本上實現了能源的零增長和溫室氣體排放的負增長,前者依靠提高能源效率,后者依靠發展可再生能源。歐盟是能源轉型的主要推動者。在1997年《京都議定書》達成之后,歐盟率先提出了到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減半和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50%的戰略目標。為此,在2002年約翰內斯堡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提出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聯盟,要求所有的國家都要制定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和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

德國和歐盟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對我國能源政策的變化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在2004年的波恩國際可再生能源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向世界承諾將制定法律和發展規劃,支持可再生能源的規模化發展。2005年2月頒布、2006年1月實施的《可再生能源法》,推動了中國非水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在2005年召開的北京國際可再生能源大會上,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加強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是應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和環境問題的必由之路,也是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的著名論斷。在2009年紐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胡錦濤同志再一次向全球宣布:今后,中國將進一步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繼續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強節能、提高能效工作,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顯著下降。二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四是大力發展綠色經濟,積極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研發和推廣氣候友好技術。中國作為第一個發展中國家中自愿承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從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開始,將提高能源效率和發展非化石能源的目標,以及逐步降低GDP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的要求,作為重要的約束性目標列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綱要。

2014年為了推動《巴黎協定》的達成,中美兩國領導人多次會晤,各自提出了面向2030年和2025年應對氣候變化的設想,成為全球各國提出國家自主貢獻的“模板”。2014年張高麗同志作為習近平主席的特使出席了紐約聯合國氣候峰會并在大會上致辭,提出:中國將盡快提出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碳排放強度要顯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顯著提高,森林蓄積量要顯著增加,努力爭取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盡早達到峰值。這是中國首次提出爭取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峰的目標,為中美兩國領導人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聯合聲明進行了鋪墊。

2015年9月,在中美兩國國家領導人的聯合聲明中,宣布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加快制度創新,強化政策行動。中國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下降60%~65%,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中國將推動綠色電力調度,優先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和高能效、低排放的化石能源發電資源。中國承諾將推動低碳建筑和低碳交通,到2020年城鎮新建建筑中綠色建筑占比達到50%,大中城市公共交通占機動化出行比例達到30%。中國將于2016年制定完成下一階段載重汽車整車燃油效率標準,并于2019年實施。中國將繼續支持并加快削減氫氟碳化物行動,包括到2020年有效控制三氟甲烷(HFC-23)排放。至此,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承諾,成為推動我國能源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截至2019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3%,其中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3.1%,占非化石能源比重達85%。從2005年至2019年,我國煤炭消費占比由67%降低到57.7%,下降了9.3個百分點,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提升了7個百分點,填補了煤炭下降率的75%。在發電量方面,2019年我國煤電占比60.8%,較2005年下降了17.2個百分點,可再生能源電力由16.1%上升到27.9%,提高了11.8個百分點,非水可再生能源的貢獻率高達85%。尤其是發展可再生能源成為落實能源安全新戰略、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的重要內容,成為推動能源轉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貢獻力量,同時也是我國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的靚麗名片。

我國特別是在落實“綠色電力調度,優先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和高能效、低排放的化石能源發電資源”方面成效顯著。截至2019年底,全國主要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7.94億千瓦,占全部電力裝機容量的39.5%,相比2005年提高了16.2個百分點,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容量占比由2005年的0.6%提高到2019年的21.8%。2019年,全部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折合6.4億噸標準煤,占全國一次能源消費量的13.3%,相比2005年提高約7個百分點。其中可再生能源發電量2.04萬億千瓦時,占全部發電量的27.9%,相比2005年提高11.8個百分點,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由2005年的0.1%提高到2019年的10.1%。

我國的能源轉型不僅展示了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也為大氣污染治理做出了重要貢獻。“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我國能源消費的增量中電量的占比分別是35%、45%、63%和85%。能源增量中的污染壓力不斷減少,能源發展的高質量轉型為減少大氣污染物排放貢獻顯著。這些數據說明,能源、環境、氣候是可以協同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