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在“兩黨制”的政治體制下，每四年一屆的總統大選都可能對美國的氣候
政策產生深遠影響。通常情況下，民主黨的勝選被認為是美國乃至全球氣候治理的曙光，但特朗普在其任期內對司法系統的調整為今年的這道曙光蒙上了一層陰影。
美國最高法院在2006年“馬薩諸塞州訴美國環保署”一案中的判例奠定了美國氣候政策的法律根基，而這一根基的穩固程度則取決于這一判例是否有可能在新的司法案件中被推翻。縱覽美國的司法歷程，推翻已有的司法判例雖然難度極高，但并不鮮見，而九位大法官的意識形態則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新任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上任后，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右傾，拜登政府若想重建氣候立法，或在能源、機動車領域采取更為嚴苛的規制手段，必將面臨來自立法與司法系統的掣肘。如何在任期內貢獻出真正改變美國氣候政策格局的長遠舉措，是拜登在其氣候宏圖背后需要回答的首要
問題。
圍繞這一議題，昆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環境經濟學研究團隊中的常杰中、丁可、李如玥和劉冬惠從司法角度，具體分析了美國氣候政策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在這次超長待機的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率先得到270張選舉人票。雖然美國聯邦總務局還未就拜登的勝選予以確認，部分搖擺州的計票仍具爭議，但拜登已開始著手組建新任內閣。若民主黨順利掌舵白宮，美國政府必將重整奧巴馬時期的“氣候遺產”，在能源、
交通等領域重新加強氣候管控，并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據悉，拜登已計劃任命John Kerry為氣候變化特別大使，重啟氣候外交。
氣候議題在拜登團隊的競選綱領中占有一席之地。以“變革能源體系、發展綠色經濟”和“環境正義”為核心，拜登的氣候主張包括建立一套清潔能源標準，使美國
電力行業在2035年前實現
碳中和，同時推動美國在2050年前實現100%的清潔能源經濟，達到全面碳中和。為實現這一雄偉目標，拜登提出將在第一個任期內（2021-2024）投資2萬億美元用于應對氣候變化，并將在上任第一天帶領美國重返《巴黎協定》。但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拜登政府在氣候政策上的“撥亂反正”之路將會面臨重重挑戰。一方面，當前美國參議院仍是以共和黨議員為主，拜登政府在立法層面的阻力難以忽視。另一方面，美國最高法院的構成愈發保守。在原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于今年9月份去世后，特朗普迅速提名了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 來填補席位。10月26日，參議院以52票贊成、48票反對正式批準巴雷特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美國最高法院進一步右傾的情況下，司法部門會在美國氣候政策的復蘇之路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值得我們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