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知道您從幾年前就在推動“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建設，氣候變化經濟學和傳統的經濟學有何不同？這項工作的進展如何？

 

答：氣候變化經濟學是對傳統經濟學進行革命性的改造。首先，在西方經濟學的學理下，是把二氧化碳排放作為一個外部性問題。顯然這不是一個外部性問題，二氧化碳屬于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一個惡品，應該從系統中排除。這需要從各個方面把零碳的能源作為一種商品，高碳的能源必須要在市場中有相應的價格，并得到體現，所以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外部性問題，而是屬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問題。經過發展有這么一種能力和需求，外部性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這也是個制度性的問題，如果是屬于制度的規定和要求的話，這個外部性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覺得本質上還是規范經濟學問題，是“應該怎么樣”的問題。我們需要在經濟發展規劃中，有戰略地把碳作為必須要加以嚴格限制的一種產品，在制度規范上就明確其不可以存在。

 

第二，有人把碳排放看作是一種權益，即碳排放權。有一點應該明確，我們的發展不需要碳，需要的是能源服務。如果明確了發展權是能源服務，就跟碳排放權沒關系了，從根兒上把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碳排放權推翻了。至于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應該看作是一種加速碳消亡的工具。我們經常講“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碳市場就是碳的掘墓人，這是準確無誤的，是為了讓碳盡快地走向滅亡。

 

還有一層意思，從社會選擇上來看。零碳產品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應該由社會來提供。不僅如此，零碳產品也是習近平講的“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它是社會需求的一部分，而不是屬于產品需求。是屬于每個人的福祉的一部分，不光是當代人的，還是子孫后代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零碳產品不是我們當代的，不是某一個地區的，而是屬于全社會的、全世界的、全人類的。作為民生福祉的一部分，是整體的社會的選擇，基于這點，一個社會不管是生產也好，消費也好，就不會選擇碳了。

 

此外，傳統的理論是把氣候變化作為一個風險看待，把碳排放作為造成這個風險的直接因素。但如果我們轉換一種思路，從根本上就不需要碳的話，那也就不存在這樣的風險問題，氣候風險的提法也并不一定這么科學了。走向零碳是一種社會自覺而不是為了抵御風險，因為有可再生能源的選擇，我們沒必要去選擇高碳的發展道路了，原來是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要去減少碳排放，現在我們有選擇了嘛！這就好比原我們要爬上一座山，原來只有一條路，還經常山體滑坡，那就有風險，對不對？現在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了，不走老路風險就不存在了，有風險也跟我沒關系了。

 

問：那氣候變化經濟學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與其他一些經濟學的理論有什么異同？

 

答：我們要尋求一種新的發展道路，一種沒有碳的發展道路。應該要認清有這樣一種新的發展道路，并應該成為我們一種自覺的選擇，這樣自覺的選擇是多贏的，可持續的。因此推進氣候變化經濟學在全球應該也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主要講的是生產關系問題，講剩余價值理論，我們現在考慮的不是生產關系的問題，講的是一種市場理性的問題，作為一種理性的選擇，對自己負責，對人類負責，對環境負責。這樣的理性選擇應該是一種共贏，而不是像馬克思學說里提的是零和博弈，你把我的錢拿走了，我就要革命。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析問題是分散化、扁平化、多樣化的，而不是集中壟斷的。

 

星球經濟學講的是一種剛性約束下我們應該怎么去做，氣候變化經濟學講的是一種理性選擇，一種新的道路。我們選擇這條路，就沒有必要去走什么歪路邪路了。理念在先，理性地選擇一條低碳的道路，然后再研究這條路怎么走。這種唯心是有唯物基礎的，有這樣一種可能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確實要有火星，氣候變化經濟學就是提出了火星。

 

問：這個學科的規劃是在多少年之內就讓它能夠立起來，然后被別人認同？

 

答：肯定有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還在努力中。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系列教材編撰已經完成，正在印刷，很快會面市。我們要在本科生、研究生中開展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教育。也計劃跟國家有關部門開展一些培訓，讓更多的官員能夠建立對氣候變化的認識。要有這么一個過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便遍地干柴，也要有人去點火才行。進校園基本上做到位后再進一步完善，要以這套教材為基礎開展職業教育和社會培訓。目標對象是政府官員、企業家、媒體從業人員，讓他們認知并接受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