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所作為經濟運行的樞紐，起著資源優化配置、加速資金效率、主導貿易定價等關鍵作用。世界各經濟強國素來都在交易所的建設、并購爭奪方面有巨大投入，以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大國競爭格局下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從全球交易所來看，除中國外，主要的交易所集團都采取市場化運作，其中有50余家已經上市，如我們熟悉的港交所集團、芝加哥交易所集團、洲際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交易所。成功的市場化運作，在充分發揮交易所功能的基礎上也促進了交易所本身的健康發展。

　　縱觀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全球矚目，無論是GDP增長、進出口數據，還是科技發展都取得非常大的歷史進步，但與全球金融中心還有一定距離，這與中國的體制創新和監管升級進程較緩有直接的關系。例如在交易所的監管上，中國已有的6家交易所中有5家還處于會員制單位，尚未完成公司治理化的改建，6家交易所的高管還以監管部門派駐的模式運行。“裁判員”和“運動員”邊界不清晰，限制了交易所的建設和創新。

　　在2020年10月，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上海金融市場論壇上發表公開演講，強調要在鼓勵金融創新，激發市場活力，擴大金融開放與金融監管能力之間尋求平衡。要加強基礎性、制度性建設，提升隊伍素質，強化監管手段，寓管理于服務之中，使金融業更好地支持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政府高層已然提出了改革的呼聲，也迫切需要市場做出改革的行動。

　　在過去的10多年間，我個人作為高管，直接參與了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歐洲氣候交易所）和洲際交易所ICE的國際業務，直接見證了兩個期貨交易所的成功。在建設國際一流的大灣區背景下，中國歷史性地批籌了廣州期貨交易所，我想依據個人工作經驗，談談如何建設一個創新型的期貨交易所。

　　首先，“創新”只是手段，目的是活躍市場的力量，鼓勵競爭，貼身服務實體經濟。依據我個人在國際期貨交易所的從業經歷，在廣州打造“創新型”期貨交易所，核心是要在“市場化”和“國際化”層面的創新。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是按照市場規律、以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組建新的交易所；同時明確“裁判員”和“運動員”之間的邊界。第二是交易所的產品和服務實體產業鏈的方式，同現有的四家期貨交易所可以有區別。

　　關于交易所治理結構，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受監管的交易所在幾十年前就完成了交易所由會員制向現代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轉換的進程。即便在“金磚國家”（除了中國之外），主要交易所都完成了IPO上市進程，治理結構透明化。“裁判員”和“運動員”之間保持了明晰的邊界，很少由監管部門直接插手交易所的股東結構和日常運作，更不用說直接“任命”交易所高管。

　　在當下的中國金融市場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等行業，都實現了市場競爭，沒有哪一家公司壟斷該行業。唯獨交易所行業，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頂層設計”的狀態，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以及創新原動力。這直接導致期貨交易所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夠理想。

　　2019年10月我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寫道：“幾年前，在北京的一個關于中國期貨法（草案）的研討會上，我建議交易所的治理結構和經營應該更加市場化、透明化，不應該將‘交易所主要領導由監管部門任命’這類行政干預市場經營的、計劃向市場過渡時期的做法，寫進‘期貨法’里”。

　　對比美國：2019年3月份，美國聯邦期貨監管委員會（CFTC）負責人在發言中說，自從新期貨產品上市采用市場需求導向的“self-certification”制度以來，18年中，美國15個期貨交易所通過這個程序，上市了12000個多新的期貨產品！真正體現了“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目前，中國四家政府經營的期貨交易所上市的合約，加起來只有不到90個。品種上市的靈活性和自主性都在非市場化的機制下被限制，也直接形成了上市品種不足，標準過于刻板的結果，從而也影響了經濟實體參與的靈活性。

　　從我經歷的洲際交易所來看，ICE于2000年成立。創業初期的業務，是電力、天燃氣等能源場外衍生品的交易。2005年公司IPO上市；2013年ICE完成對200多年前成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110億美元的收購。交易所之間的市場化競爭、監管部門和交易所之間清晰的邊界、透明的交易所治理結構等因素，造就了ICE的“傳奇”。

　　中國當前的經濟處于高速運轉的階段，尤其需要一個市場化運作的交易所來適應變化多樣的實體經濟形態，具體建議來說：

　　1.市場化的運作機制，采取高管聘任制而不是派駐式，按經營結果決定任期。

　　2.上市品種備案制，依據經濟特征和實體機構參與程度自行決定上市和退市品種。

　　3.粵港澳大灣區特殊試點政策，在跨境貨幣和互聯互通上給予適當支持。

　　4.利用最先進的金融科技，打造全球科技領先的一流市場化服務平臺。

　　1.產品創新

　　20年前，ICE是從能源場外衍生品入手，開始創業。觀察今天中國的能源市場，實體企業面臨兩大歷史性“轉型”：一是計劃向市場轉型，如中國的天然氣和電力市場；二是傳統能源向低碳新能源轉型，實現中國經濟在2030年之前，達到碳排放峰值的國際承諾。建設創新型衍生品市場，服務中國的能源成功轉型，在國際能源市場取得定價權，將在國內、國際產生重大影響。

　　對標美國，雖然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北美的加州—魁北克強制碳排放權市場和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RGGI碳市場的交易規模，卻在穩步上升。到2019年底，CFTC監管的北美碳排放權期貨和綠證期貨的持倉總量，已經接近100萬手，超過北美黃金期貨和白金期貨持倉量的總和。

　　再看歐洲的電力衍生品市場，2016年歐洲電力交易規模是 11萬億度電。其中絕大部分是衍生品交易，而場外電力衍生品占到該總量的60%以上。

　　廣州期貨交易所可以通過場外交易、場內集中清算的方式，借鑒ICE和CME等北美能源期貨交易所的成功經驗，服務中國未來天然氣、電力、碳排放、綠證等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助力上述兩個中國能源“轉型”。

　　除能源板塊的創新產品外，灣區本身存在不少交易市場，如：有色金屬交易所、塑料交易所、茶葉交易所等；他們對各自的現貨市場非常熟悉。廣期所可以同這些交易中心一起，合作研發在期貨交易所上市的標準合約，為實體企業管理價格風險，提供有效服務。同時，廣期所的介入，也會促使這些交易中心的管理更加專業和規范。

　　另外在服務產品的創新上，國際上市品種豐富，對成功的上市品種直接在國內掛牌，形成國際交易所的互聯互通，也可實現國際服務本地化，對企業參與提供便利，也使得人民幣的定價功能更大發揮出來。

　　2.服務創新

　　除傳統的提供交易和結算服務外，交易所也可以市場化提供數據、交易技術、交割服務、運輸保管服務、企業衍生品運用咨詢等服務。比如ICE的主營業務已經完成了從以交易手續費為主的傳統期貨交易所，向以大數據和交易所技術支持connectivity為主的業務模式過渡。后者在交易所總收入的比例，已經超過手續費。建議廣州期貨交易所在這方面，制定出中長期戰略，區別于其他四家期貨交易所。

　　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債券通等，加速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積累了寶貴的實操經驗和交易歷史數據。

　　廣州期貨交易所可以同在香港、歐洲、北美的金融、能源主流機構一起探討，配合未來新期貨合約上市，搭建“粵港碳通”、“粵港氣通”、“粵港綠（證）通”、“粵港電通”等，將中國的能源價格嵌入到亞洲、國際能源定價鏈條之中。

　　總之，廣州期貨交易所的批籌是近年來金融市場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但是對新交易所市場化的創新建設也是企業和投資者所期待的，傳統交易所服務實體經濟的局限已可見端倪，要在創新試驗田的大灣區建設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交易所，在國際上爭奪金融資產及商品等其他衍生產品的定價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需要從機制上市場化運作，從技術上領先化建設，從人才上全球化挑選，從監管上松緊結合等方面全面規劃和部署。

　　作者為AEX控股公司創始合伙人，曾任美國洲際交易所ICE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