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后全球氣候談判深刻影響著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建構方向和各國經濟、社會未來發展的根本走向。受疫情影響，當下氣候談判新協定所預設的一切外部條件都發生了根本性的、結構性的改變：全球經濟遭受史無前例的重創，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去全球化”趨向顯現，中美關系持續惡化導致全球治理“領導力赤字”凸顯，等等。這些嚴峻的事實，一方面給疫情之后的全球氣候談判提出了新問題，制造了新挑戰；另一方面為疫情之后氣候談判法理向度的型塑與模式建構提供了新思路，為新時代“共商、共建、共享”的氣候治理建構指明了新方向。

關鍵詞：氣候談判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治理 氣候治理

2020年是德班會議確立的國際氣候新協定達成前的最后過渡期，也是《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UNFCCC）締約方開啟氣候新協定談判、確立國際社會應對其后氣候變化行動安排的開局之年。氣候談判所要解決的諸如全球能源發展戰略、資金流量分配、投資活動次序、技術增長方向等問題極為復雜，對各國未來經濟發展影響巨大。因此，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愿意失去參與這次氣候新規則制定的大好機會。

從2020年初肆虐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影響著2020年之后的氣候談判走向。原定于2020年11月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第二十六屆締約方大會也因疫情影響而不得不推遲。2020年初，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題為《全新的歷史分界線：新冠疫情前時代和新冠疫情后時代》的文章，提醒人們注意疫情發展過程中的指數效應（the power of exponentials）。他提出，疫情一旦進入指數級傳播狀態，就會發展得異常迅猛。“當前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和風險，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將長久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