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視‘非二’溫室氣體減排的緊迫性，提高認識，及早行動。”劉哲認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針對非二減排做好戰略部署，盡快制定近、中、遠期目標和行動計劃。對“非二”減排的技術和
政策進行深入梳理，鼓勵技術研發和推廣；進一步完善“非二”減排的政策體系，制定非二減排的戰略和規劃，出臺相應標準，做好頂層設計；結合2020年后溫室氣體減排方案，制定“非二”減排的行動計劃，并將其納入國家整體戰略。
“健全‘非二’溫室氣體排放統計體系，明確職責，理順管理機制，加強監管能力”。與二氧化
碳排放主要來源于能源部門不同，多數“非二”溫室氣體主要來源于工業部門，其統計、監測和管理均在環境保護部門。環保部在行政管理體系、統計監測體系和人員配備上相比而言具有更好的基礎。對此，劉哲表示：“在我國經濟實現綠色轉型的關鍵時期，要明確‘非二’溫室氣體減排的歸口管理單位，明確各部門分工，減少行政阻礙，節約行政成本。”
另外，劉哲提出要加大減排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力度。充分發揮自主能動性，發掘適合我國國情的實用技術和配套設備，加強整裝成套技術設備的國產化試點示范、應用和推廣。同時，還要重點加強含氟溫室氣體的替代、煤層氣甲烷回收利用、電解鋁行業全氟化碳控制、氧化亞氮工業尾氣處置等方面技術的研發等。
采訪最后劉哲向記者說道：“在挖掘‘非二’溫室氣體的減排路徑的同時，要具體到部門、細化到行業，制定‘非二’減排的中長期目標和行動計劃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進一步加強和擴大“非二”溫室氣體控制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積極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在環境監管、制度設計和技術研發等方面好的經驗和適用做法；充分利用各種聯盟和雙、多邊合作機制，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爭取國際支持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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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主要包括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和黑碳（Black Carbon，BC）等。
我國“非二”減排面臨多重國際壓力。《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德班平臺”的談判將在2015年完成，我國將面臨做出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承諾的壓力。按二氧化碳當量計算，“非二”減排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比較突出，一些發達國家將“非二”減排作為主要的履約手段，如德國截止2010年非二氧化碳類溫室氣體的減排貢獻占到其總減排量的28%，英國為50%，法國更是高達71%。同時，發達國家已開始通過非正式外交或學術交流等途徑滲透其推動“非二”減排的意圖，另外，《公約》外機制也在挑戰“非二”減排。2013年6月，中美首腦會晤決議逐步減少氫氟碳化物(HFCs)的消費和生產；2013年9月，20國集團峰會上各國領導人決議逐步減少HFCs的使用。兩者都要求中國將HFCs納入《蒙特利爾議定書》治理。與此同時，美國發起的自下而上的“氣候和清潔空氣聯盟”意在《公約》認可的國際氣候治理框架外開辟第二戰線，此外，澳大利亞和一些歐盟國家已經出臺了相關法案，單方面控制甚至禁止含氟氣體的生產、消費和進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