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轉型的
政策架構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建立和完善 ：一是以電價、稅收優惠和補貼為主要手段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 ；二是對既有體制和政策中妨礙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部分進行改革和修訂。這兩類政策和體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激勵可再生能源技術和低碳技術開發，降低技術成本，培育可再生能源的
市場競爭力，最終離開補貼等政策的扶持。自 2006 年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對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的價格、財稅、金融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其中，風電和光伏發電的補貼政策持續時間最長，盡管一直存在補貼拖欠
問題，但這一政策對風電和光伏發電的技術進步―規模擴大―成本下降的良性循環起到積極作用。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數據，2010―2019 年，我國陸上風電項目的平均平準化度電成本（LCOE） 從 0.482 元 / 千瓦時降至 0.315 元 / 千瓦時，10 年來下降了 35% ；海上風電項目的平均 LCOE 從 1.186 元 / 千瓦時降至 2019 年約 0.75 元 / 千瓦時，10 年來下降了 37%。光伏發電（非居民屋頂）的平均 LCOE 從 1.16 元 / 千瓦時下降到 0.44 元 / 千瓦時，下降幅度為 62%。就成本而言，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風電和光伏發電均已具備用戶側平價上網條件。2020 年年底，我國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補貼政策即將停止執行，海上風電項目補貼政策從 2022 年起停止執行。在基本解決成本問題的情況下，
電力系統靈活性就成為影響風電和光伏發電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并且，目前的電力體制改革對能源轉型的這一要求似乎回應也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通過鼓勵光伏發電站配套儲能的方式來推動產業發展。盡管“十四五”期間光伏發電成本仍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但考慮到持續降電價的改革政策取向，光伏 +儲能的發展空間也不會太大。就是說，技術進步導致的成本下降在“十四五”期間很難突破既有電力系統和體制的約束。至于“十四五”之后，風電、光伏發電成本再次出現大幅下降到分布式發電獲得極大競爭力的那一天，或是電網資產逐漸走向貶值的拐點。這或許是我國能源轉型不得不付出的制度成本。總之，我國由于能源轉型與能源體制改革的疊加，體制改革的進程和效果難以滿足能源轉型和創新的需要。隨著可再生能源規模擴大導致的技術、利益、體制問題交織在一起，我國的能源轉型之路必然比歐洲國家更加曲折。我們只有對可再生能源因體制約束或改革滯后而步入發展“瓶頸期”足夠重視，并在“十四五”期間通過深化改革和創建新機制等方式，構建一個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真正有利于能源轉型的“新”能源體制，可再生能源發展才能真正步入“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