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年來，在民粹主義、政治極化、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的助推下，歐洲保護主義日益興起。出于維護歐盟規則、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經濟主權和產業利益的考慮，加之中歐之間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矛盾，歐洲保護主義者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重要目標。歐洲采取的加強投資安全審查、不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增加對中國投資基建項目限制等措施，令“一帶一路”建設在歐洲面臨阻力。在短期內，歐洲對“一帶一路”的防范難有實質性改觀，但從長遠看，不排除中歐在“一帶一路”建設上達成共識。

　　關 鍵 詞：歐洲保護主義/“一帶一路”倡議/中歐關系

　　作者簡介：劉作奎，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歐洲保護主義的興起直接影響到中歐關系的健康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考察當前歐洲保護主義興起的背景，掌握歐洲對“一帶一路”倡議實行保護主義的動因和舉措，對中國在歐洲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具有重要意義。

　　一、歐洲保護主義的興起

　　歐債危機爆發10年來，歐洲持續動蕩，尤其是債務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英國退歐令其元氣大傷。與歐洲陷入發展瓶頸相比，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危機不斷疊加所造成的發展模式危機，令歐洲蔓延著較濃的悲觀情緒。在內外因素交互作用下，歐洲保護主義走上前臺，并主要體現為三個維度：政治上，政策保守化，奉行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經濟上，對市場、產品、技術等過分保護；文化上，強調意識形態差異和其他文化的威脅。

　　(一)社會政治思潮民粹化催生保護主義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政治思潮曾在歐美國家長期存在，但由于中左和中右翼政黨輪流執政并能夠代表民意，民粹主義一直處于邊緣地位。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洲持續受到各種危機沖擊，傳統的主流政黨無法為本國選民提供一個富足、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多個國家崛起。民粹主義政黨迎合民眾的訴求，在宣傳中表示關心普通民眾，承諾以改善民眾生活質量為主要出發點，宣稱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它們通過議會選舉進入政府，挑戰傳統左/右翼政黨的執政路線。疑歐或反歐盟、①反建制、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其主要政策取向。

　　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多個國家表現出廣泛的影響力，已經成為歐洲政治版圖中難以忽視的力量。在南歐國家希臘、葡萄牙、意大利，中歐國家奧地利、波蘭、匈牙利、捷克，北歐國家芬蘭、瑞士，民粹主義政黨紛紛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在西班牙、荷蘭、瑞典等國，民粹政黨雖然是反對黨，但也是議會舉足輕重的大黨，對該國決策產生深遠影響。即使是在歐盟的發動機——德、法兩國，民粹主義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德國另類選擇黨快速崛起，成為議會第三大黨；法國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更是對法國總統選舉構成挑戰。

　　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一直相伴相生，兩者互相借重。②歐洲大部分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義政黨，對目前經濟全球化的看法總體都傾向于負面，不少政黨有反對外來移民傾向，呼吁政府在國際合作中更加重視保護本國“人民”的利益，程度不等地帶有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如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國民陣線”候選人馬琳娜·勒龐的主張包括：反對全球化，要求政府對法國企業采取“聰明的保護，以對抗勞動力成本較低國家的不正當競爭，并遏制法國工業外流現象”。③荷蘭學者的研究表明，西歐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均反對貿易開放，盡管這些政黨在選舉中強調支持自由貿易，但都預設了條件，即倡導“公平貿易”，反對“社會傾銷”，其本質上還是強調對本國利益和社會結構的保護。④

　　(二)歐洲政治“極化”助長保護主義

　　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指政治團體和個人針對某種意識形態問題或具體政策領域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偏好趨于政治光譜的兩極，并且兩極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偏好分歧較大、對立嚴重，難以協調和融合。⑤政治極化往往與政治碎片化、政治對立等情況聯系在一起，通常會助長極端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

　　歐洲政壇以往由左翼、右翼或具有中間色彩的政黨執政，政治鐘擺通過左右和中間的調整確保了政局和意識形態走向的大體穩定。但近年來，歐洲主流政黨承擔的政壇穩定器角色遭遇挑戰，歐洲政治的“極化”趨勢比較明顯，尤其是極右翼勢力表現突出，與歐洲所謂傳統的主流政治或建制主義顯得格格不入，難以調和。

　　在德國、法國，傳統主流政黨的凝聚力、支持率持續下降。芬蘭議會選舉無一黨選票過半，各黨派難以達成共識。希臘議會政黨多達8個，半數為新黨。西班牙因選舉遭遇社會分化，衍生出10多個政黨，大黨受挫衰弱，小黨趁勢發展，大小、新老與左右政黨立場對立，政治分化加劇。一些激進政黨借勢崛起并沖擊政壇，加劇了政治力量分化。例如，奧地利聯合執政的社民黨、人民黨與反對黨自由黨的斗爭十分激烈，一些新型小黨在選舉中借助某單一問題，打著民族主義、反對移民、反對歐洲一體化的旗號吸引選民，特別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認同等方面大做文章，成為與現存體制相抗衡的對手。

　　從Parlgov數據庫對歐盟28國1089個政黨的分析統計(2015年至2016年3月的數據)可以看出，歐洲政黨數量在過去10年有明顯增加，極左和極右翼政黨數量發展很快。從政黨數量占比看，極右和極左政黨占政黨總數的36.7%，左右翼極化的趨勢在增強。極右翼政黨數量為269個(以數值大于7計算)，極左翼政黨數量為130個(以數值小于2計算)，極右翼政黨的數量超過極左翼政黨兩倍。⑥反移民、反多元、反一體化的極右翼勢力與要求社會公平的極左翼在政治主張上差別很大，極右翼政黨的市場更加廣泛，其保護主義立場成為執政新名片。

　　極右翼政黨的立場是多元的，在不同的歐洲國家會有不同的表現，但本土主義、排外主義、福利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是極右翼最為強調的觀點。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是極右翼得以發展的主要動因。商品、資本、服務和人員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給西歐國家福利分配制度帶來巨大壓力，也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競爭，給大量歐洲勞動者帶來不穩定和就業競爭壓力。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受到影響或損害的西歐國家勞動者傾向于用國籍、民族、種族、福利等作為排他性的標準，限制外來力量的進入。⑦多數時候，極右翼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比較實用，其一方面堅持保守的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主張大政府、福利國家、保護主義等經濟政策。⑧

　　(三)人口結構老齡化助推歐洲社會走向保守

　　人口老齡化不是歐洲近年出現的問題，但在近五年日益發酵，并且在難民、經濟問題的攪動下，導致福利開支劇增，經濟競爭力下降，整個歐洲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社會心態日益保守。

　　根據聯合國制定的人口老齡化標準，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的標準。Eurostat對歐盟28國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歐洲65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就已經達到16.8%，并在此后一直呈上升趨勢，2017年這一比重達到19.4%。⑨此外，歐盟28國的中位年齡在2008至2017年從40.4歲上升到42.8歲，十年之間增加了2.4歲(平均每年約0.25歲)。⑩中位年齡的顯著上升亦表明，歐洲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

　　老齡化問題一直是整個歐洲社會保守和僵化的主要因素，與保護主義同樣聯系緊密。近年來，隨著外部移民大量涌入，歐洲社會保障的資源和網絡越來越不堪重負，各國政府也很難再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來彌補養老金缺口，政府的財政赤字逐年增加并最終拖累經濟發展。由于部分發達經濟體的國內市場競爭力不足，面臨越來越多的停滯或萎縮風險，保護主義成為不得不祭出的武器。老齡化國家喜歡選擇更多的風險規避措施，老齡化選民也成為政治生態保守化的一支推動力量，他們通常會支持國家采取新的保護性安排政策來維護自身利益。(11)這成為歐洲政治生態普遍保守化的重要土壤。

　　二、歐洲保護主義殃及“一帶一路”倡議

　　保護主義興起導致歐洲對具體倡議或行動采取特殊保護政策。“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恰逢歐洲危機頻發、社會保守心態濃重、出臺保護措施最密集的時期，其不可避免地成為歐洲保護主義的目標。同時，由于近幾年中國在歐洲投資迅速增長、經濟活動增多、影響力日益增強，歐洲輿論場興起中國要“買空”歐洲的擔憂，擔心中國的介入威脅歐洲核心技術、產業以及生活方式。這些擔憂主要體現在規則、國際秩序、財政和產業利益等方面。

　　第一，擔憂“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導致歐盟規則失控

　　中國官方宣布將中東歐16國全部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并通過“16+1合作”平臺積極推動它們參與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歐盟擔心這樣的開放性合作方式可能令歐盟的規則失控，因此歐盟官員一再強調，中國的計劃必須遵照歐盟的規則、標準或計劃來執行。歐盟堅持其泛歐交通網絡規劃在推進中東歐基礎設施建設(簡稱“基建”)中的主導作用，密切關注來自中國的倡議和舉動可能對歐盟既有規則安排的不利影響。

　　在歐盟看來，“一帶一路”倡議的包容、開放、務實等合作原則不能直接體現為規則的務實對接，于是通過加強規則審查來控制“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比如，在匈塞鐵路項目上，歐盟的審查使得項目建設進程受到明顯影響。2018年1月，歐洲議會委托第三方撰寫的研究報告《中國“新絲綢之路”對歐洲交通運輸業的機遇和挑戰》指出，中歐雙方在項目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包括：中方資助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會令相關歐洲國家減少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關注；由于“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缺乏明確的投資計劃，可能導致歐盟內、外投資項目相互競爭或重復建設；中國主導鐵路運輸或控制整個物流鏈，會顯著增加其對于歐盟的市場支配力；在歐洲的非歐盟國家推廣較低的中國標準可能會削弱歐盟標準的影響力等。(12)

　　第二，擔憂“一帶一路”會使現有國際秩序失序

　　歐洲是現有國際多邊政治和經濟秩序的積極支持者，并希望中國也能成為現有秩序的維護者。“一帶一路”倡議令部分歐洲人錯誤認為，中國在另起爐灶，從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變成革命者。有歐洲學者認為，中國逐漸有能力建立不同于西方偏好的秩序和規則，這也正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重要背景。(13)也有歐洲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勢必要改寫舊的國際秩序版圖和規則。(14)德國前外長加布里埃爾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一帶一路”就是在推廣一套不同于西方體系的綜合性替代方案，這套方案不同于歐洲基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模式。(15)歐洲部分媒體積極鼓吹“中國威脅論”，要求針對中國的崛起要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對“一帶一路”倡議要加強全方位審查力度。

　　第三，擔憂“一帶一路”項目在財政上不可持續

　　中國陸續使用各種金融投資工具(比如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中東歐投資基金等)保持對歐洲的投入，這使歐盟擔憂“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財政可持續性。歐盟這種擔心更多的是基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過度舉債所造成的嚴重危機。2017年底，歐洲輿論炒作“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上是在打造“債權帝國主義”，批評中國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造成傷害。(16)其理由是：中國貸款給歐洲國家從事基建，接受貸款的國家不得不提供主權擔保，導致該國債務水平上升，會觸發歐盟債務水平不能超過60%的警戒線；由于中國根據其長期戰略價值選擇貸款的項目，因此有時這些項目產生的短期回報可能不足以償還其債務，這給中國增加了談判的砝碼并可以用它們來迫使借款政府將債務換成股本，從而擴大中國在該國的影響力，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陷入“債務奴役陷阱”。

　　第四，擔憂“一帶一路”項目令其產業利益受損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歐洲的投資開始井噴式增長，從2009年的約20億歐元增長到2015年約200億歐元，2016年達到350億歐元，比2015年增長77%，比2010年增長1500%。(17)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出臺，中國在歐的重大基建、能源、產能合作等項目的投資大都被冠以“一帶一路”項目，無形之中在歐洲輿論場中強化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性。歐盟也日益擔心“一帶一路”建設通過投資強化中國在歐洲關鍵產業的存在。歐洲不少國家還擔心，中國投資可能控制其港口、電力和部分能源部門，中國對先進制造業的并購也可能危及歐洲汽車和機械等核心產業。(18)德國智庫分析認為，在“中國制造2025”項目的支持下，中國已經能夠生產出越來越多的高技術產品，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所達成的基建伙伴關系，能夠快速將產品運輸到德國的傳統市場乃至歐洲大市場，從而對德國的產業發展構成競爭。(19)部分歐洲學者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很強的撬開外部市場的動機，中國正在從防御性重商主義(主要是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轉向進攻性重商主義(主要是在國際市場尋找收益)。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份額逐步提升，對歐洲構成挑戰，歐盟成員國不但失去了市場份額，出口也將出現萎縮。(20)在分析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時，歐洲學者認為中國在海上貿易、船舶制造、海洋經濟、海洋軍事和海洋規則制定上與歐洲產生了競爭，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在中歐關系中形成的競爭大于合作。(21)

　　基于上述擔憂，歐盟和一些歐洲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從規則和實踐上采取了保護主義政策，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中國搞投資安全審查，強化市場保護

　　歐洲大國，特別是德國對于關鍵技術流失、數據保護以及中國國有企業對其高科技企業并購的警惕性逐漸上升，以國家戰略和公共安全為由，加強對本國市場的保護。2017年，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呼吁在歐洲范圍內(或歐盟層面)建立對外資并購加大審查力度的機制。德國于2017年7月通過《對外經濟條例》第九次修正案，用于限制歐盟以外國家的并購行為。根據這項新法規，當歐盟以外的國家并購德國的一些掌握關鍵技術以及與安全相關技術的企業超過25%的股份時，德國政府可以以“對公共秩序的威脅”為由加強審查，甚至阻止收購，評估時間也從原有的兩個月延長到四個月。(22)英國也修改法律，將針對外國直接投資審查的范圍擴展至小規模的海外并購，特別是在軍民兩用系統、先進技術部門以及軍事領域。

　　歐盟與成員國之間尚無相互協調的外資審查機制，各成員國外資審查的適用范圍不一。鑒于此，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2017年9月提議，成員國應積極加強協調，在歐洲范圍內建立一個類似于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機制。(23)有歐洲智庫建議，重新定義什么類型的投資者(暗指中國投資者)會對歐投資造成戰略威脅，并重新界定何為戰略資產。一些歐洲國家計劃將關鍵性基礎設施(如國際機場、發電廠)列入戰略資產加以保護。部分歐洲國家智庫支持創建歐洲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審查機制，甚至還提議將媒體等也作為戰略資產，防止被中國公司購買并且為中國人說話。(24)目前，歐盟層面正加快投資審查機制建設的協調力度。

　　第二，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進一步夯實歐洲貿易防御工具

　　近些年，中國國力不斷提升，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在全球貿易中的優勢地位也日漸鞏固。歐盟機構認為，中國的國家干預和扶持企業的發展模式讓歐洲企業無法公平地同中國企業競爭。2017年，圍繞是否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這一問題，中歐雙方爭執不斷。2017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達到貿易防御之目的而存在顯著經濟扭曲狀況的調查》報告在歐盟委員會正式發布。(25)歐盟以中國執政者進行市場干預為借口否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維持對中國貿易進行限制的態度，通過“雙反”(反傾銷、反補貼)、環境保護、人權和勞工高標準等，高筑貿易壁壘，對中國發起貿易保護主義行動。由此，歐盟在WTO框架下自立新規，自設框架，為保護自身市場，給未來中歐經貿合作設綱設限。

　　保護主義興起成為歐盟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一個重要背景。中歐貿易具有較好的互補性，但歐盟一直指責中歐之間貿易逆差過大、對歐盟相關產業發展不利并威脅到就業問題。在鋼鐵、光伏、有機玻璃、電解鋁等領域頻頻對中國發起“雙反”調查以保護歐洲市場和維持就業，并由此強調中國的國際責任、對等開放、平等互惠等。(26)

　　第三，加強對中國貸款支持的基建項目的防范力度

　　基建是“一帶一路”建設在歐洲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中國在中歐和巴爾干地區的基建項目快速增長，引發了歐盟的警覺和不安，后者加大了對基建項目的審查力度，用歐盟規則進行限制。最突出的案例是中歐在西巴爾干互聯互通上的合作與競爭。

　　歐盟初期對中國在西巴爾干的基建表現出警惕的態度，但隨著合作的展開，歐盟主動尋求與中方商談，在西巴爾干的基建領域展開合作，使雙方合作互相借力，也希望中方的基建方案能在歐盟基建框架下執行。然而，隨著中國提供貸款的多個基建項目在西巴爾干紛紛落地，歐盟也積極出臺“柏林進程”、(27)歐盟新巴爾干擴大戰略(28)等，在基建領域限制中國的影響力，并逐漸排斥同中國的合作。目前，歐盟出臺了一系列推進西巴爾干互聯互通的計劃，力圖加強歐盟在該地區基建市場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歐盟還擔心，如果成員國政府參與“一帶一路”工程項目，按照中國優惠貸款規定必須提供主權擔保，這將增加成員國的債務負擔，從而引發借貸成員國債務危機的風險。(29)因此，在歐盟強規則約束下，中國在歐洲的很多大型基建項目無法落地到歐盟成員國。

　　三、前景展望

　　當前，歐洲保護主義情緒正濃，債務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英國退歐等促發的結構性矛盾短期內不會徹底緩解，政治生態的保守化仍會持續一段時間，保守主義力量甚至可能呈增長態勢。受歐洲保護主義抬頭和國際大環境影響，歐盟對華態度大致會表現出兩種姿態。一方面，要求中國開放市場準入、保護知識產權、改變所謂“市場扭曲”、遵守國際規則，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防范、警惕和控制的心態明顯。另一方面，承認中歐在維護多邊主義、推進全球治理、深化貿易合作、妥善應對一些地區問題(如伊朗核問題)和全球問題(如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共同利益，對中國市場的合作訴求依然強烈。體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上，歐洲有與中國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合作的訴求。

　　受歐洲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影響，未來中歐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仍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但中長期有望得到改善。在保護主義氛圍漸濃的情況下，歐盟機構和某些大國質疑“一帶一路”建設的情況還將持續存在。(30)中歐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政策溝通障礙未來將增多。此前，中歐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歐峰會等場合未能就“一帶一路”相關文件達成協議，原因即在于歐方堅持在協議中加上“透明度”、“對等合作”以及歐盟具體標準等。英國則在堅持高標準的同時，加入歐方所認為的“最佳實踐”和“最佳標準”，令合作協議難以達成。(31)可以預期，歐盟及其成員國仍將以相關條件為前提，對華施加壓力。“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規則和實踐之爭將會更加明顯，歐洲大國或歐盟機構會繼續將自身的規則和實踐作為保護墻，加大對歐盟共同市場和共同利益的保護。歐盟將會持續推進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建設，并在歐盟層面形成有效的對華投資審查機制。為避免更多爭議，歐盟將對戰略產業進行更清晰的定義，針對中國的投資設定明確的標準，同時把中國的金融工具納入歐盟現有機制(如泛歐網絡框架)之下并為之服務。(32)

　　受貿易保護主義影響，中歐貿易糾紛將持續。歐盟放棄“市場經濟地位”和“非市場經濟地位”概念轉而使用“經濟扭曲”概念，就是為了保留對華反傾銷調查的法律基礎。歐盟一旦認定中國存在市場“嚴重扭曲”，就可以使用第三國的價格來判定是否存在傾銷行為。歐盟反傾銷調查新方法相比過去沒有實質變化，只是將適用條件從“非市場經濟國家”變成了“嚴重扭曲市場”。在這一原則指導下，現有的反傾銷武器依然有效，歐盟對華反傾銷調查的數量不會減少，根據實際利益需要，在具體領域的“雙反”力度或將加大。

　　但從中長期看，情況未必十分悲觀。歐洲國家仍有較強的動力吸引外部投資，分享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機遇。隨著“一帶一路”項目在歐洲投資漸多，中國企業更加熟悉當地營商環境，承擔起更多社會責任并積極解決就業問題，歐洲民眾對“一帶一路”的感知會發生相應變化，對該倡議的建設性意義會有更加客觀的認識。因此，未來歐盟在細化安全投資審查機制規定和規范的同時，也會尋求市場保護與開放之間的平衡。正如歐洲智庫所分析的，以國家安全為借口搞市場保護并不能持久。歐盟作為自由市場的先驅，必須秉承真正的開放原則，避免一些保護措施加劇歐盟市場的脆弱性。公平的競爭環境對維持歐盟產品長期競爭力和維護國際貿易多邊體系非常重要。歐盟勢必會在自由貿易原則和保護關鍵部門之間做好平衡，以避免被外界誤讀為對中國搞市場保護是一種反華行為。(33)

　　從歐洲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看，中歐之間的競合關系是常態。雙方對五通領域(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合作的規則、執行方式、彼此收益等方面的認識仍存在差異和分歧，爭奪互聯互通領域規則話語權等競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與此同時，中歐之間在五通領域仍有加強合作的意愿和訴求，也有更大的合作潛力和動力。

　　客觀地看，歐洲所倡導的互聯互通與“一帶一路”既具備基本理念上的共識，也具備合作對接的現實基礎。從中長期來看，合作而非對抗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歐盟通過互聯互通來推進共同大市場建設和一體化經驗可以為“一帶一路”倡議所借鑒，“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五年來已構建國內和亞歐大陸合作網絡，取得了豐富成果，也積累了豐富經驗，有助于歐亞互聯互通的落地實施。中歐雙方的互聯互通倡議均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中歐雙方可以將此理念上升為共識并加以推廣。在互聯互通的執行方式上，“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國方式和“基于規則、可持續性”的歐洲方式可以在沿線不同國家因地制宜，求同存異。

　　注釋：

　　①歐洲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只是“疑歐”，但并不意味著反歐盟，只是對歐盟持懷疑主義立場，或是批評歐元區，或是反對歐盟的緊縮政策。

　　②"Populism 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EU," June 29,2017,https://www.aspeninstitutece.org/news-article/populism-protectionism-european-union/.(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③胡澤曦：“搞保護主義‘小聰明’要不得”，人民網，2017年2月24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224/c40531-29104761.html。(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④Jeroen van der Waal and Willem de Koster,"Populism and Support for Protectionism:The Relevance of Opposition to Trade Openness for Leftist and Rightist Populist Voting in the Netherlands," November 10,2017,https://us.sagepub.com/en-us/nam/open-access-at-sage.(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⑤Paul DiMaggio,John Evans and Bethany Bryson,"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2,Issue 3,1996; Alan I.Abramowitz and Kyle L.Saunders,“Is Polarization a My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March 2008.

　　⑥Parlgov數據庫對各黨派的意識形態傾向(左還是右進行數據量化劃分)用0—10分作為量表，數值越小表示越左，數值越大表示越右。詳見http://www.parlgov.org。(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⑦[美]貝弗里·西爾弗著：《勞工的力量——1870年以來的工人運動與全球化》，張璐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8頁。

　　⑧史志欽、劉力達：“民族主義、政治危機與選民分野——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的崛起”，《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年第2期，第113-123頁。

　　⑨詳細數據統計參見：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init=1&language=en&pcode=tps00028&plugin=1。(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⑩有關中位年齡的詳細數據參見：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demo_pjanind&lang=en。(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11)Richard Jackso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Aging,” Global Aging Institute,February 2015,https://www.globalaginginstitute.org/assets/client-assets/common/downloads/video/Challengeof-Global-Aging-HD.mp4.(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12)Steer Davies Gleave,“Research for TRAN Committee:The New Silk Route-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EU Transport,” European Commission,January 2018,https://research4committees.blog/2018/01/16/the-new-silk-route-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or-eu-transport/.(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13)Shaun Breslin,“Global Reordering and China's Rise:Adoption,Adaptation and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It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2018.

　　(14)Christian Ploberger,“One Belt,One Road-China's New Grand Strategy,”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Vol.15,2017.

　　(15)“China Undermining Us ‘with Sticks and Carrots':Outgoing German Minister,” The Age,February 19,2018，https://www.theage.com.au/world/europe/china-undermining-us-with-sticks-and carrots-outgoing-german-minister-20180219-p4z0s6.html.(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16)John Hurley,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GD Policy Paper 121,March 4,2018,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perspective.(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17)Mathieu ,“Trump Trade Reset Gives China and Europe Opportunity to Rebalance Relations,” ECFR,March 16,2017,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rump_trade_reset_gives_china_and_europe_opportunity_7246; Thilo Hanemann and Mikko Huotari,“Record Flows and Growing Imbalances-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in 2016,” Rhodium Group and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January 2017,http://rhg.com/wp-content/uploads/2017/01/RHG_Merics_COFDI_EU_2016.pdf; Gisela Grieg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creening:A Debate in Light of China-EU FDI Flows,”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May 2017,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7/603941/EPRS_BRI(2017)603941_EN.pdf.(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18)Ronald H.Linden,“The Open Door Swings Back: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Investment,”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It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2018.

　　(19)Jost Wubbeke,Mirjam Meissner and Max J.Zenglein,“Made in China 2025:The Making of a High-tech Superpower and Consequences for Industrial Countries,”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December 2,2016,https://www.merics.org/en/papers-on-china/made-china-2025.(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0)Jonathan Holslag,“How China's New Silk Road Threatens European Trad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Vol.52,2017,pp.46-60.

　　(21)Mathieu and Alexandre Sheldon Duplaix,“Blue China:Navigati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o Europ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8,http://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blue_china_navigating_the maritime silk road to europe.(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2)“New German Regulat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 Control,” King & Wood Mallesons,July 14,2017,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17/07/articles/global-network/new-german-regulationon-foreign-investment-control/.(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3)European Commission,“State of the Union 2017-Trade Package: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es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September 2017,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3183_en.(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4)Ivana Karaskova et al.,“Central Europe for Sale:the Politics of China's Influence,”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April 2018,http://www.chinfluence.eu/central-europe-for-sale-the-politicsof-chinas-influence-2/.(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5)European Commission,“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on Significant Distortions in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Purposes of Trade Defense Investigations,” December 20,2017,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other/SWD-2017-483-F2-EN-0-0.PDF.(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6)Thilo Hanemann and Mikko Huotari,“EU-China FDI:Working towards More Reciprocity in Investment Relations,” New Research by MERICS and Rhodium Group,April 17,2018,https://www.merics.org/en/papers-on-china/eu-china-fdi-working-towards-more-reciprocity-investmentrelations.(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7)European Parliament,“The Western Balkan's Berlin Process:A New Impuls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July 4,2016,http://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html?reference=EPRS_BRI(2016)586602.(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8)“A Credible Enlargement Perspective for and Enhanced EU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ern Balkan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Council,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February 6,2018,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communication-credible-enlargement-perspective-western-balkans_en.pdf.(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29)劉作奎：《歐洲與“一帶一路”倡議：回應與風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1-12頁。

　　(30)“EU Backs Away from Trade Statement in Blow to China's Modern Silk Road Plan,” The Guardian,May 15,2017,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may/15/eu-china-summit-bejingxi-jinping-belt-and-road.(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31)“May Resists Pressure to Endorse China's ‘New Silk Road’ Project,” Financial Times,January 31,2018,https://www.ft.com/content/3e79ae14-0681-11e8-9650-9c0ad2d7c5b5.(上網時間：2018年6月20日)

　　(32)“Foreign Investment Screening and the China Factor:New Protectionism or New European Standards?,” Rasmussen Global,November 16,2017,https://thewonk.eu/reports/foreign-investment-screening-and-the-china-factor_r3115.html.(上網時間：2018年8月10日)

　　(33)“Foreign Investment Screening and the China Factor:New Protectionism or New European Stand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