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主義視野下，制度失靈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的風險。制度風險是指國家政策和法律規范體系的建立和實施有引發風險并使社會主體遭受利益損失的可能性。制度風險與技術風險的最大差別在于，“人化”因素在制度風險的起因上占主導地位。為化解氣候治理中的制度風險，就要采取多元化治理手段。事實上，現代氣候治理手段已突破傳統的以強制約束為特征的命令—控制型模式，而側重于綜合運用政策、法律、市場等多種規制手段的多面向、多元化治理模式。氣候治理策略的優化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展開。

在國際層面，國際社會基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已經達成若干共識，為全球氣候治理奠定了一定的法律基礎。進一步優化全球氣候治理策略，應著重從三個方面采取措施。一是推進約束性規范的形成。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磋商中，各國應積極擴大共識，以各方認可的最大公約數為基礎，將自愿性規范與義務性規范相結合，在氣候治理的主要方面努力形成有強制力的國際法規范。二是制定基于科學依據的政策和法律。尤其要基于科學的測算與分析，制定和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中長期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計劃，輔之以具有可操作性的補充議定書等文件，將全球氣候風險最大限度地控制在目標范圍內。三是重視激勵機制的作用。可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增強主權國家參與氣候治理的自主性。在此過程中，可以借鑒和吸收英國、中國等國家構建應對氣候變化市場機制的經驗。

在國內層面，應著力推動政策、法律、市場三種手段的完善。一是政策手段。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是實施氣候治理的重要手段，該手段有較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事實上，政策手段是各國普遍采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措施。優化政策手段應著重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方面，面對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帶來的直接風險與系統性風險，應遵循風險預防的政策導向，根據本國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等條件，科學確定氣候治理政策的原則、目標、規劃等內容。另一方面，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能源發展規劃，通過推動產業轉型和能源消費結構優化，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政策。二是法律手段。法律規制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手段盡管已成共識，但在國家立法層面尚不盡如人意。[14]健全氣候治理的法律手段，就要在科學的政策框架下推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與適應措施的法制化。在此過程中，既要發揮公權力在制度建構中的獨特優勢，也要激發社會力量參與氣候治理的內在動力。唯有如此，方可在氣候治理主體多元化格局中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條線索協同呼應的合力。三是市場手段。通過市場機制降低碳排放量，或者在碳排放量確定的前提下以市場交易方式降低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已基本成為共識。盡管經過幾十年努力，國際社會仍未就建立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達成一致，但中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在此方面的積極探索與實踐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市場機制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預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立只是時間問題。為此，高碳排放國家可首先在本國高碳排放地區試行碳排放市場交易機制，并從高碳排放產業入手，逐步嘗試擴大交易范圍。實施類似的基于市場機制的規制手段，應成為優化氣候治理策略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