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歐盟現有減排目標及進展與國際社會提高雄心與力度之間存在差距。《歐盟2020戰略》提出了“到2020年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20%，能效提高20%”的“三個20％”戰略目標，在成員國范圍進行了目標分解，并通過實行碳排放總量控制和交易機制來保持一定的靈活性。《歐盟2030氣候與能源政策框架》提出了“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40%，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至少到27%，能效提高30%”的目標。在《巴黎協定》下承諾到“2030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40%，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到32%，能效提高32.5%”的目標。雖然，從1990年到2018年，歐洲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了23%，GDP增加了61%，率先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碳排放脫鉤。但在生物多樣性、資源利用、氣候和環境健康等領域仍面臨著風險和不確定性。根據2019年12月4日歐洲環境署發布的《歐洲環境狀況與展望2020報告》，按照歐洲目前的行動進展，到2050年只能減少60%的溫室氣體排放。在能效方面，歐洲自2014年以來的最終能源需求實際已增加，到2020年的能效目標很可能難以完成。另據德、法等國開展的國內氣候目標進展評估顯示，依靠既定的戰略和政策不足以實現其在《巴黎協定》下承諾的減排目標，需要通過強有力的政策手段，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發展，并提出更有雄心和力度的減排目標。

其次，強化綠色發展政策與行動在歐洲有較好的民意基礎和下位法保障。據調查，95%的歐洲人認為保護自然對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保護環境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支持在歐盟層面開展環境立法并資助環保活動，認為應采取果斷行動應對氣候變化。《歐洲綠色新政》的出臺順應了公眾呼聲，具有充足的民意基礎。在歐盟成員國內，通過開展高位階的立法，以提高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和政策落實力度，已成為很多國家在后巴黎時代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思路。2015年后，《法國能源轉型法》《芬蘭氣候變化法》《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丹麥氣候法案》等相繼出臺，為在歐盟層面制定更為宏觀的中長期減排戰略，出臺《歐洲氣候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同時，歐盟通過強化綠色新政可以將氣候風險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契機。歐洲原來提出的2020年、2030年減碳目標的主要驅動因素是提高能效和發展可再生能源，主要考慮了能源領域的目標自洽。但事實證明，僅基于提升能效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動力不足。有必要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環境手段，在“大環境觀”指引下，實現更大范圍的目標耦合，提出一套綜合性的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政策框架，進而建立更嚴格的法律框架。《歐洲綠色新政》旨在將氣候危機和環境挑戰轉化為動力，推進歐盟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歐洲綠色新政》從應對氣候風險入手，引領了能源、循環經濟、建筑、交通、食品、生態系統、環境治理等主要領域的轉型，動員了法律、財稅、政策、市場等保障手段，以期實現歐洲全面戰略轉型，繼續保持其全球領軍地位。正如歐盟委員會新任主席馮德萊恩所稱：“綠色新政是歐盟一項新的增長戰略，它將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完成公正合理且具包容性的轉型。”